小编的话 给书斋起名是文人们写景状物抒情明志的一种表达方式。现在的文人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书斋,充其量也不过是书房而已,因为不是古式民居,就不可能在中堂前面挂块匾额,书斋的名字不过叫叫而已。
从“盈尺斋”到“卧绿馆”
萧丁
给书斋起名是文人们写景状物抒情明志的一种表达方式。现在的文人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书斋,充其量也不过是书房而已,因为不是古式民居,就不可能在中堂前面挂块匾额,书斋的名字不过叫叫而已。我为附庸风雅,过去也用过“盈尺斋”之名,给朱亚夫先生记住了,就认真起来,写成文章编入《文人书斋》一书中。其实哪有什么书斋,是对当时生活状况的自嘲。我为解放日报工作,到八十年代初期,已有二十多年了,也没有人关心我的住房问题,要是现代的青年,早就跳槽不干了。那时无槽可跳,只好光挤奶,不吃草。七个人蜗居在十八平方米的两个亭子间里,除了家具,七个人站在一起也会把空隙的地板站满,哪里还有什么书橱、书桌!深夜下班回家,要小心翼翼踏着儿子们睡觉的地铺,才能到达自己的床。所谓“书斋”,就是不到一平方米的储藏室,正好放一台缝纫机,一只板凳。缝纫机的台面就是“书桌”了,拉一盏电灯进来,夜深人静之时,我就在这个“小天地”里独自笔耕。那时一方面经济还没有发展,住房建得少,另一方面,领导只懂让牛挤奶,不懂给牛喂草,所以我这“盈尺斋”之名,就带有酸味和苦味。
1979年到1984年,我在威海路的“盈尺斋”里住了六年。1985年年初,居住条件有了改善,搬到了市文化局的云阳路公房,有38平方米的实用面积,只因一家七口,人口密度太高,仍然不可能有单独的书房。我的房间是卧室、客厅、书房三种功能兼备的“多功能厅”。尽管如此,比原来好多了,我也很满足。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迷眼的乱花》大多在这里写的。到了1992年年初,我得到了陈沂同志的帮助,他请吴邦国同志批条,市机管局分给我丁香大楼三室一厅共107平方米建筑面积,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了。显然,“盈尺斋”早已名不副实。这时我已有独立的专用的书房了。从这时开始,我的第二本散文集《醉人的红叶》就在这书房里写成的。因为写了这本书之故,我便把书斋改名为“醉红轩”。这个名也是个虚名,我又没有牌匾,也没请人题字,谁知道你什么斋!
我这个人是落伍分子,但我的书房的变迁却是“与时俱进”。这几年又有变化了。我在佘山山边买了几间农舍,作为度假之用。那农舍在西佘山环山路旁边,开门见山,天文台、佘山教堂就在眼前。路边林荫蔽日,山上郁郁葱葱,早晨清气袭人,晚上万籁俱寂。我早把归田赋闲作为终极目标,现在虽不能在天台山幽溪深谷结庐独居,却能在上海唯一的美地佘山享受晚年,也是快乐。于是我虚拟的斋名又改为“卧绿馆”,并请曹简楼先生写了对联“醉红卧绿,亲水恋山”。还挂了高式熊先生为我书写的自撰对联“犁纸栽文无日夜,议时论世有锋芒”,这也是我的人生写照。书法有丰子恺、俞振飞、李一氓、王元化、高式熊、赵冷月诸老的作品,绘画有谢稚柳、程十发、张乐平、叶浅予、江寒汀、吴青霞、钱君匋、曹简楼、乔木、张炎夫等老先生的作品。丰子恺的条幅写了两首西湖竹枝词:“船动烟波艳艳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十里塘边是妾家,小楼斜对木兰花。西邻阿妹声相似,莫误敲门去吃茶。”把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写得十分有趣。那是丰子恺先生的学生胡治均先生送给我的,丰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敢公开作画,都是凌晨三点起床偷偷写字画画,到天亮时由胡治均前来取走藏起。李一氓老人写的是于谦的诗,也是写杭州的:“涌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裾双荡桨,鸳鸯飞过采莲船。”那是我的北京朋友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先生代我求到的。张乐平先生的三毛迎新年漫画是正月初一中午我们一起喝酒时的即兴之作。我与张老是忘年之交,又是诗画配的合作者,我们几乎每二周便有一次对饮。他的画室也是“多功能厅”,睡觉、吃饭、会客、作画兼用。我们对饮时把画桌清理出一角,放四只菜,各自一瓶绍兴酒,边喝边谈。说来你们不会相信,我们从1960年合作到他去世,经常对酌,够亲密了吧,可是他从没有送画给我。那次正月初一喝酒时我对他说:“你总该送一幅画给我吧。”说着他放下酒杯,拿了画纸,就在饭桌上画起三毛放爆竹迎春节,不一会儿画好了,我对他说,题两句话吧:“为伊消得心身碎,云霄一响报春来。”他照此题上,这是我们相交三十多年唯一的赠画。我觉得够了,画不在多,存念即可。每天抬头观画,如见这位慈祥的父辈就在身边。
从盈尺斋到卧绿馆是我个人居住条件改善的变化,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见证。
现在我的书房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奉调去太白先生的白玉楼工作,临行之前,我把书房内的一切都捐献给我的母校浙江省天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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