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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版社总编辑谈理想与转型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王国伟     编辑:吴南瑶     2016-02-18 14:58 | |

  小编的话我追求不平庸的理念和实践,收获的是图书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付出的代价是有的图书会被莫名冷藏,甚至还影响到个人的职业仕途。而历史也一再证明,思想的先锋总是一路披荆斩棘。这也让我更加坚信:书比人长寿的真理。

  

  

  让历史告诉未来

  王国伟

  走过昨天激情年代,来到今天理想与消费交织的当下,亦文亦官亦商的三位纠葛,依然是中国出版界的终极性悖论的根源之一。这种矛盾和徘徊,直接导致了出版界内在价值观的破碎和分裂。虽然中国的国有出版业已完成了形式上向企业的转制,真正市场化转型和变革,从观念到行为,路程依然还漫长。

  2012年年初,我辞去同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职位时,意识到我在国有体制内的出版职业生涯也终结了。其实,从我的内心感受而言,我终结出版职业生涯的时间应提前到2001年年中,也就是我从东方出版中心出走开始。

  如果把我从1984年年底开始,到2012年结束的近28年的出版生涯,以做书和做杂志作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职业阶段。前段约18年时间,主要是做图书出版,也被我看作纯粹的文化出版。这个属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出版大发展时期,借助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活力,开启了出版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出于社会阅读需求的强劲爆发和长期压抑后的产业强势反弹,出版业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经过“文革”后的的大量学术资源积累,出版与学术界构成了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交集,从原创和译介两个层面,成就了出版界的一派繁荣。我有幸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参与这个历史进程,追求理想主义、追求自身的职业使命,修炼自己的职业精神,不但把书做到了极致,而且也实现了一个文化人的自身价值。这个阶段,文化是目的,市场是手段,靠出版人主观意识引领的产业逻辑,足够撑起产业大天地,也成就了我们一代出版人的事业高峰期。

  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图书市场从文化阅读让渡于产品消费,市场消费主导力量不断地吞噬着出版人原本的文化理想,让一代出版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无可厚非,图书作为一个文化商品,其市场交易就是消费。但随着出版数量和规模的不断粗放型放大,学术创作资源与出版需求之间严重不平衡,重复出版、低层次竞争,出版已从文化圣坛跌落在市场的怪圈中,出版无法抵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侵入。伴随着互联网的强势崛起和数字出版的广泛性应用,传统出版价值的体现方式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在市场和数字技术、互联网的冲击下,出版产业需要变革,我们更需要改变。

  1998年我从澳大利亚考察和学习归来,开始了职业转型的思考。2001年年中,应上海世博申办办公室邀请,我参与主编出版上海世博会申办期刊,这看似偶然,其实也蕴含必然的机会,不但直接促成了我的转型,也是我出版生涯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的开始。随后的8年时间,我从图书出版行业出走,先后主持运作了多个市场化期刊、数据库媒体等,也策划和尝试了多种市场前沿的新媒体商业模式和运作方式。到2010年我短暂兼任同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一年半时间,恰似我的一个出版职业尾声。

  当年,我从图书出版领域离去时,不少学界、新闻出版界朋友感到惋惜,他们的诚意,至今令我感动。自我放逐,在一个边缘化的产业视角,反而补充了我对出版产业规律和产品属性更丰富的认知。其实,在我离开核心出版形态的图书出版之后的多年中,书对我的吸引和诱惑一直没有停止。图书依然在我的生存结构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为除了读书写书,真还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吸引我。

  在逐渐远去的日子里,经常有人问起我曾经历过的那些出版事件,《沉浮》、《文化苦旅》、《郎平自传》、《荒芜英雄路》、偏见的张耀和《咖啡地图》等等,这些曾经在文化出版界形成了一定影响,并构成历史价值的一个个图书出版事件,今天还是许多人反复关注和询问的重要话题。性格决定命运,坦率的性格和拒绝平庸的出版理念,使得我编辑出版的过程总是不平静,出版的图书畅销、争议、禁发后又再版,伴随着一路的风风雨雨和众说纷纭。事实上,我追求不平庸的理念和实践,收获的是图书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付出的代价是有的图书会被莫名冷藏,甚至还影响到个人的职业仕途。而历史也一再证明,思想的先锋总是一路披荆斩棘。这也让我更加坚信:书比人长寿的真理。

  柏拉图言:未经检验的生活毫无价值。经过近30年出版职业的历史淘洗,编辑出版生活已经沉淀,关于这些事件信息的不断聚合构成了一种能量,并不如烟的往事,使我产生了愿意重新回顾与写作的冲动。重构当年“在现场”是令人激动的过程,这些丰富生动、并充满激情的产业实践,看似是我个人的职业经历,又何尝不是属于那个历史时期一代出版人整体性体验的感性文本。当然,在我的回顾和写作中,不但体现着那个年代出版人的文化价值趋向和思想学术的基本选择立场,以及出版人生命曾经有过的职业体验,而且,还有深藏在这些图书中的许多人情世故的信息密码,以及产生这些事件的生态基因和时代背景。以还原历史事实为基本动机的记忆写作,不但记录下了我们这一代出版人,从理想到现实的心灵震荡和痛苦转型过程,同时也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巨变的步伐。

  读书、编书、写书的生存方式,是属于我的一种生命方式修行修为。在我有限的生命旅程中,最好的年华能与出版职业重叠,我经历过、体验过、幸福并纠结过的出版人职业,依然是个令我一如既往眷念的神圣的职业,因此,我除了感恩,就是留下了这辈子与书的不了情。

  《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自序(节选)(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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