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夫：还一篇短文给时安兄

　　小编的话 最近，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出了一本叫《敲门者》的集子，好友俞晓夫特别撰文，他说：“我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时安兄写文章大概有三个特点：第一，总是以一个倾听者的姿态写作，没有居高临下；第二，散文化的评论方式，也许是一种开拓性的写作技巧，值得去注意；第三，文章里哲理无处不在，却从不晦涩。”

　　还一篇短文给时安兄

　　俞晓夫

　　最近，雅昌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为毛时安兄开了个研讨会，庆贺他专门写给画家朋友们的一本叫《敲门者》的集子出版。这是他三十多年来用心血浇灌的，既有文学品位，又有哲学高度，同时充满人情味的一部佳作，有幸他还特地选用了我的成名作《我，轻轻的敲门》来作这本书的封底，让我十分高兴，因为中了头彩。我想，也许这是时安兄为了谐音书名的需要吧，拿我的“敲门”作插图用；也许时安兄一贯讲文化担当，用我的画来明志；或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书籍装帧家认为放我的画比较匹配这本书的气质，云云。

　　说起时安兄，我们时常见面，随便时是兄长，严肃时是上级，但一般说来几乎没有什么严肃的机会，时安兄乃沪上一支笔，一支很忙的笔，每次碰到他，不是刚从哪里飞回来，便是准备马上又要飞哪里去，好像在忙把脉文坛风云的文字工作，但具体在做些什么，作为下级就不太清楚了。近来，由于工作原因，我也经常飞来飞去，终于前些天在北京首都机场“邂逅”了时安兄！巧的是还同乘一个航班，甚至连座位也是紧挨着，真是不可思议，也太巧了吧。于是乎就相信，这是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了的。顺此逻辑，我认为当年时安兄涉足美术界其实也是“邂逅”。记得那年筹办上海首届“海平线”，由于美协脑筋不够用，于是特地从社科院请来两位年轻人相帮，一个是花建，另一个便是今天的时安兄。他们初来乍到，很投入，但是毕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老是磕磕碰碰。现在想来，他们之“邂逅”就在那个时段。后来，果不其然，由于水土不服，花建兄先行告退了，而时安兄则没有走，而是历史性的一留就留到今天，终于成就了一番别样的事业，成为上海美术界一位不可或缺的“敲门者”。这位“敲门者”试图通过他的书写，来叩开艺术家的心扉，虽然这并不容易。不过，我至今也弄不明白，那年头物质生活是那么匮乏，包括美术界在内，什么都是灰溜溜的，而那时时安兄在文学界又已做得很顺，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么喜欢来美术界图个什么，说他有远见、有定力？那都是虚话，不在谱上，其实，我想唯一能站住脚的说法也就是：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了的。

　　在我们上海，跨界写美术的作家中，除了时安兄，还有陈鹏举、吴亮、沈嘉禄和林明杰，他们统统是清一色的才子，文字功夫十分了得，鹏举兄大手笔，古道热肠，新版“文心雕龙”；吴亮是尖锐深刻，行文是一副外国大著作家的派头；嘉禄乃文章领域里的美味佳肴，又香又鲜，我尤其喜欢他故意的平民气息；而林明杰则是今天这个解构时代的产物，古灵精怪，常以笑傲江湖的方式来断出是非。而作为“敲门者”的时安兄，自然有他自己的不同凡响，首先是职业作家，所以无论在哲学、历史学还是社会学上知识的储备更足，板凳深度更厚。其次是文化身份，上海参事，前不久又当上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视野开阔，历练丰富，是不是还有点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气节，不知道。于是将这些因素糅在一起，掂一掂，似乎在学术分量上，他更重一些，专业的把握度也更精准些。

　　至于说到具体分析，“敲门者”这本书，我没那个本事，再说这也不是我的活儿，我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时安兄写文章大概有三个特点：第一，总是以一个倾听者的姿态写作，没有居高临下；第二，散文化的评论方式，也许是一种开拓性的写作技巧，值得去注意；第三，文章里哲理无处不在，却从不晦涩。

　　最后，再补充说一下，我想我的活儿就是今天写出这一篇短文来还给时安兄，这是我唯一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