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轻易受伤的阶段

不能轻易受伤的阶段

何曼庄

　　小时候怕被考写“惊蛰”两个字，笔画那么多，怎么写呢。但是意思倒是很清楚的，就是“春雷轰隆作响地把藏在土里过冬、不吃不喝不醒的虫子给叫醒——春天到了，该干啥干啥去——”的意思。雷打下来叫虫子醒来，也告诉农人该开始春耕了，我早已远离农耕社会、与自然脱节，又从小听习惯高分贝的摇滚乐，春雷大概叫不醒我吧。

　　虽然并没有正式冬眠，但人体似乎总会自动进入节电模式，暂时关闭某些功能，直到安然度过了严苛的隆冬，在终于消融的雪水稀哩哩当中，白日渐长，人们把厚重外衣一件件剥除，这时你看我，虽然眼睛睁得很大，但某个部分的我还在沉睡。

　　人家说睡着的人梦游时，并不知道自己还在睡，能证明梦游发生过的方法，只有醒来，人在梦游中被叫醒，有时会发生危险。这项理论在我满三十岁之后，几乎每年春天都会印证一次。

　　四年前的春天，从惨痛经验中认识到，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那时我还能够白天上班晚上熬通宵，前一天喝个大醉，竟也可以奇迹地赶上早晨的会议，虽然带了点宿醉又困得要死，却能很快复原，根本忘记教训。直到那一年在台北光点戏院举办的某派对上喝多了劣质葡萄酒，狼狈回府倒地不起之后，有四天都处于重度晕眩状态，只要稍微移动或倾斜头部就会又痛又晕，只能把头靠在床头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计算机屏幕工作，但看个二十分钟就受不了，后来发现自己还弄丢了家里钥匙，不得已只好把每道门锁都换了，那时在家人面前真是丢脸死了。

　　现在回头看只是一连串不走运的小事，但当时被泡在宿醉的酱缸中整整四天，感觉连独立人格都被摧毁的震撼实在不小，那是好明确的宣告：二十几岁就跟冬天一样，已经过去了。

　　又一年，我一搬到北京就进入冬天，人家都说我怎么挑最严苛的季节认识北京，我说一开始辛苦一点，到了春天就轻松多了，先苦后乐。

　　没想到那年冬天特别长，直到四月还得穿大衣，雪也没少下，大家除了工作都躲在家里，甚至有人以“秋裤洗了还没干”的理由请假不上班的，直到四月底的某一天，热浪突然跳过春天，大方地降临，经过一冬窝在家里看剧的我，感知神经一时都还没清醒，就在离家很近的街上被人华丽地扒走了皮夹。怎么个华丽法，因为那条人行道完全不挤，我放皮夹的包还上了两层拉链呢，精神得多涣散才能这样在大白天地被偷走皮夹呢？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决定从此不再用皮夹。

　　前年的春天我在上海。上海的春天可好了，真是有如水面上漂满新鲜花瓣似的文艺气候，湿润丰美的行道树下最适合的活动就是牵着手散步，小区里的肥猫们大喇喇地挂上居民阳台晒肚子，南风中有花粉的味道，让人迫不及待想穿上裙子，曝晒养了一冬发白的腿。

　　于是我的小腿就被某只公猫给当成母猫狠狠地抓伤了。发情公猫的主人，毫无诚意地假装骂了几下那只猫，我看着血从腿上的伤口流出来，怨恨地走进最近的一间药房，老板夸张地大叫：“哎哟哟哟哟哟这个我们不行，得去医院。”

　　我没去医院，止血擦药之后，过两周伤就长好了，人也好好活着没染上病，我许下愿望，希望从此可以不流血的方式从冬眠中醒来。

　　很不幸的，人生的常态是，许哪个愿就破哪愿。后来我在纽约过冬，再度碰上一个巨冷暴雪的漫长冬天，雪一路下到三月初还不见停，我在家闷了一冬实在受不了了，穿上防寒保暖的运动服外出跑步，中央公园里跑道上人烟稀少，气温虽低，还维持在零上几度，鼻水不结冰，喉咙不发疼，正觉得自己好有见地、还没把“见地”这两个字想完，人已经绊倒在路中央，若我能产生剎车线的话，应该会有一米长。所幸没有骨折，却有一大片擦伤，经过的女孩吓了一跳，我重整自尊后站起来慢慢走回家，回到家发现擦伤深得吓人，血把整条裤子都弄脏了，我许下的不流血愿望，正式宣告破灭。我在家养了一个半月的伤，终于愈合，只剩下深色的印子，我叫医学院的朋友帮我看一眼，她淡淡地说：“哦，到了这个年纪复原就是越来越慢啊！”

　　这是遍树开花的五月，纽约游人如织，夏天已经开始，我心想，是啊，以后不能那么轻易地受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