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的前苏联纪录片 《上海纪事》

1928年《上海纪事》在莫斯科公映时刊登的海报

　　九十岁的前苏联纪录片 《上海纪事》

　　田聿、张韶华

　　这是长达52分钟的无声默片，描绘出一幅动态的“上海写真图”，这里既是华洋矛盾最激烈的地方，又是中西交流最密集的场所，既有阶级压迫的苦难，又有文明交汇的碰撞……九十年前，一位前苏联导演在近乎历险的状态下拍摄了深刻反映旧上海风貌的纪录片《上海纪事》，成为日后类似作品的“圭臬”。然而，普通人对《上海纪事》的诞生过程却知之甚少，只有现藏于俄罗斯档案馆里的资料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无产者，上马！

　　《上海纪事》导演雅科夫·布里奥赫本人就是一部传奇。这位俄国贵族出身的公子哥，虽然生活无忧，却对劳苦大众抱有深深的同情。一战爆发后，父母为了不让儿子被强征入伍，提前把他送到美国游学，正是在好莱坞，布里奥赫被魔法般的摄影机迷住了，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拍摄好以及制作好一部影片。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充满“解放全人类”激情的布里奥赫第一时间回到了祖国，不久便参加了红军。在著名的第一骑兵军，他当过第14骑兵师政委，与传奇英雄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为人低调，乐于聆听，他为骑兵军留下珍贵的战斗画面，可舍不得给自己留下一个特写镜头，”伏罗希洛夫回忆，“我和布琼尼都很喜欢看布里奥赫拍的影片，只要他能提出想法，我们就全力配合。”战后，布里奥赫组织拍摄电影《第一骑兵军》，找到老部队求助，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二话不说，拉着队伍就上拍摄场。在反映骑兵冲锋的镜头里，官兵齐声高喊享誉世界的口号：“无产者，上马！”

　　电影大师让贤

　　具体到布里奥赫拍摄《上海纪事》，也是一种机缘巧合。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支持中国革命与国共合作。1927年春，北伐军即将解放全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了及时报道这一伟大胜利，苏方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在导演人选上，联共（布）起初想到名片《战舰波将金号》的导演爱森斯坦，可他却推荐布里奥赫，理由是布里奥赫作为《战舰波将金号》的制片人，不仅具有艺术才华，更有高超的组织领导能力，这对前往陌生国度工作十分重要。

　　布里奥赫和副手斯捷潘诺夫抵达上海后，这座城市在短短几十天里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列强出兵干涉、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发动“4·12”反革命屠杀。尽管上海再度陷入黑暗，但反动派的高压没能摧垮布里奥赫的创作精神，中国革命者的热情与无畏让摄制组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热情，布里奥赫后来回忆：“我们既要与国民党匪徒斗智斗勇，又要与帝国主义分子四处周旋，但我们最终成功了。”

影片中定格的煤码头上的劳工

　　动脑筋去拍摄

　　国民党当局不仅捕杀共产党人，对前苏联也持敌视态度。他们以“上海是战区”为由，拒绝了布里奥赫的拍摄申请，又勾结外国租界当局，企图把摄制组驱逐出境。受上海社会现状的强烈刺激，布里奥赫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拍出一部具有写实风格的纪录片来。

　　关于拍摄过程，布里奥赫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竭力摆脱英法巡捕及国民党密探，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真正的拍摄计划。我们不得不到处‘窃取’画面，像暗访一样偷拍。”

　　由于设备沉重，偷拍困难很大，摄制组只能假装拍摄一些城市风景和娱乐场所的镜头，中间再秘密拍摄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开动脑筋，例如拍摄纺织厂时，提前和政府与工厂沟通好，称我们要展现上海经济繁荣的景象，而这家纺织厂是典型代表，缺它不可。实际上，我们拍完后，最需要的素材是反映童工被强迫劳动的画面”。

　　拍摄中，摄制组多次受到暴力袭击。有一次，摄制组在公共租界偷拍时被印度巡捕抓住，不仅设备被没收，还损失了一段时间内拍摄的所有影像资料。对布里奥赫来说，最凶恶的敌人还不是帝国主义巡捕，而是白俄匪帮。原来，十月革命后，大批旧俄流亡者涌进上海，以福明为首的白卫分子被公共租界收编为万国商团俄国联队，还有一批人充当巡捕房的打手，这些人精通俄语，又了解上海本地情况，成为跟踪摄制组的“影子”。这些家伙除了跟踪骚扰，还直接阻挠拍摄，在一次拍摄罢工场景时，摄制组就遭到白俄打手的围殴。

　　面对威胁，布里奥赫调整了拍摄原则，那就是“能拍什么就拍什么，尽量多拍”，因为不可能做到“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上海群众举行欢迎北伐军的游行

　　独到的“场景设置”

　　《上海纪事》不是前苏联导演拍摄的第一部“异国风情片”，但它的风格却与众不同，用当年的时评来说，该片的创新之处在于导演独到的“场景设置”。

　　该片首个场景出现在上海十六铺码头，这里是记录和反映旧上海的标志性地点，也是革命群众反帝反压迫斗争的最前线，镜头描绘了装卸工人在码头上劳作的场景：湿漉漉的后背，沉重的货物；赤裸的双脚，匆忙的脚步……第二个场景是停泊在黄浦江面的帝国主义军舰和商船，貌似强大的武器与表面繁荣的贸易，透露出战争与经济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场景是上海街道，狭窄的弄堂里生活着最普通的民众，那里有饭馆、鞋铺、算命摊和小吃摊，用导演的话说：“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是开放式的，许多事情都在街边进行，包括早餐和娱乐等等。”

　　电影就是按照这样的场景设置一步步展开，每个场景都有其特殊意义，包括纺织厂童工的辛酸、刑场上革命者的壮烈、租界内外国人的纸醉金迷、流浪儿童的慌张懵懂……由于是默片，字幕起着引领作用，布里奥赫将字幕变成演讲，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影片开始时，字幕中就打出“外国军舰是上海港口的主人”，“对西方商人来说，中国是欲望之都”。介绍租界里的外国人时，影片字幕上直接出现了“主人”一词。另外，还有各种犀利的语言：“外国事务所与银行控制着上海一半的工厂”；“火柴厂的工人们在充满白磷毒气的车间里工作”；“妇女和儿童在这里每天工作12小时，纺织厂内最小的童工只有6岁”等等。

　　无处不在的对比

　　情节设计上，《上海纪事》最具特色的地方是无处不在的对比手法。有一个场景选在租界内外，密实的木桩铁丝网外，几个上海年轻人顶着烈日拉着双轮车，车上装着沉重的木材，看到路边有水后，他们停下来一边用竹勺喝水，一边向铁丝网内的租界张望，银幕上出现这样的字幕——“代替畜力的拉车人大汗淋漓”，他们的眼里没有羡慕，也没有仇恨，只有单纯的好奇。这时候，镜头切换到外国男女在游泳池边的嬉戏、热闹的鸡尾酒会和一成不变的狐步舞，那是怎样一种生活？人从滑梯上冲到水里会受伤吗？当观众的思绪还没反应过来时，镜头又拉回到铁丝网外，几个中国人继续拉着马车弓身前行，神情木然。除此之外，每当镜头中出现艰苦劳作的中国工人时，就会出现叼着烟斗或拿着扇子的老板和包工头在指手画脚；老妇和幼童奋力摇着木船送煤炭时，露着半截美腿的外国妇人坐在游艇上谈笑风生。这种反反复复的对比，不停拨弄着观众的神经。

　　当然，该片不光有揭露与批判，更有讴歌与赞扬。片中出现了上海起义工人肩扛步枪，豪迈地走在街上的英姿，还拍到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在集会上演讲的镜头，这成为反映上海革命的珍贵影像。布里奥赫表示，尽管中国大革命遇到挫折，但他坚持把革命者的形象保留下来，通过镜头让人们看到“敌人的屠刀没有摧毁工人阶级，他们对胜利保持着钢铁般的信心”。

　　布里奥赫的镜头中不只有阴暗，也有穷人的欢乐，他们观看杂技、耍猴和一个人表演双人摔跤，乐得笑逐颜开。他的目的是提醒观众，中国老百姓是同样有喜怒哀乐的正常人，而不是只会劳作的机器。他非常善于发现美好和神奇的东西，包括精彩的提线木偶、富有神韵的木刻工艺、走在街头的中国普通美女、身着华丽服饰的戏曲演员等，显示上海是“一座不可战胜的城市”。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在各地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是当时报纸的相关报道

　　反响与意义

　　1928年，《上海纪事》在莫斯科公映，反响空前，当地的《电影》杂志称其为“我国电影事业的巨大成功”，“堪与《战舰波将金号》媲美的不朽作品”。同年秋，《上海纪事》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德国舆论被震惊了，《柏林股市信使》称：“影片是如此吸引人，大家都坐在那里都忘记了呼吸。”《星期一生活报》称：“电影放映中，场内不停地传出口哨声和尖叫声，观众是在表达对片中侵略者和剥削者的痛恨。影片结束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还有一些人激动地唱起《国际歌》。”

　　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上海纪事》的贡献：它成功地将纪录片打造成强有力的精神武器，用真实的画面来感染观众，用严整的分析方法阐述问题，用激昂的情节刺激灵魂，这也是许多放映场次里传出《国际歌》的原因。在中国人民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上海纪事》揭示了劳苦大众的极度贫困与中外反动派的合流，展现了革命者反侵略反压迫的战斗精神，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众的同情，激发了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热情。

　　正因为这一点，《上海纪事》和导演布里奥赫将永载光辉史册。

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女士在欢迎北伐军的群众集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