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中行的二十分钟会面

自前妻杨沫50年代的《青春之歌》让他戴上一顶“余永泽”的帽子，一直是晦气不已。然而先生崇尚古风，正直做人。在“文革”中，面对要置杨沫于死地的造反派们的“四堂会审”，张中行坚持实事求是，不说杨沫半句坏话。他认为，“人有恩怨，应多记恩，少记仇”。

　　与张中行的二十分钟会面

　　张昌华

　　甲申（2004）年，我行将退休。此前一年为社里选编一套“大家散文文丛”，以余光中、董桥打头阵，颇受欢迎。社里计划扩大这套书的阵容，希望我利用既有的人脉关系，组织一批“学者散文”。我与张中行先生通了一次话，说明组稿意向，电话那端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欢迎你们来。”而且声音很低。

　　张中行先生因曾“解职还乡”，是无房户，落实政策回京后，一直寄居在大女儿张静家，住北大公寓。始有“燕园三老”一说。直至1994年，87岁的张中行分得这套位于德胜门外华严里的老式三居室。张中行幽默，给寓所命了个十分风雅的名字“都市柴门”，与他这个“布衣学者”真是匹配不过了。

　　夫人李芝銮过世后，张中行独居。他有四个女儿：静、文、采、莹，她们轮流侍奉老人。八号在家的是张文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都市柴门”是极常见的三居室，有一约七八平的客厅（饭客双兼）一张饭桌，几把椅子，还有一组小型拐角沙发，拥挤不堪。我们应约三点半准点到，张文说老人还在午睡未醒。我们随即聊了起来。我询问先生身体近况。张文说父亲已经九十五岁了，精力不济，每天上午必须吸一个多小时的氧，家里访客不断，又不便拒绝。我想到最初与张采通话谈组稿事宜，难怪张采婉拒，说父亲年岁高了，无新作，炒冷饭意思不大。我说我们改变既往散文集编辑的路子，力争将先生旧文编出新意来，经一番细商，她才勉强同意。老人嗜睡，我们在客厅整整呆了一个半小时，墙上的老挂钟显示五点了，先生还未醒。张文不好意思地问我们还想不想见。我们说当然想。一直等到五点半，张文才将我们引入先生的卧室。进了先生的卧室，着实让我们吃惊不小。名副其实的“都市柴门”。整个房子没有装修，白墙水泥地，卧室也不例外。室内都是旧物，一张大床上累叠着几床被子，被面都是花花绿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品。窗台上摞着一堆书，窗边暖气片上铺着发黄的旧报纸，还杵着一支拐杖……一幅活脱脱的市井小民风俗画。

　　我们眼前所见的张中行，仪表既不轩昂也不潇洒，甚而也乏学者的那种雍容与儒雅，然而让你觉得很亲和、温馨。对我们的到来他不觉得意外，因此前我已给他写过信，通过话。先生端坐在床头，向我们点头致意。他未示坐，也无法坐，没有椅子。我与同事汪先生就立在他身边，由我述说出书的相关事宜。老人静静地听，不言语，也不点头或摇头，如老禅入定。为活跃气氛，我们呈上携带的本社的出版物，老人饶有兴趣地翻阅，字小看不清，他用放大镜。我趁机仔细打量他一番：先生腰板样子还硬实，头发全白，体态较胖。本就较小的眼睛显得更小了，眯成一条缝。嘴有点瘪。张文进来对我们说，老人身子虚，基本不讲话了。出书的具体事宜与她谈就行了。出版社希望趁热打铁就地签约，我们去时带着合同。我把合同奉给张文过目，张文表示有所不便。她说父亲希望看到我们的选目，由父亲过目审定后才能签。

　　我们提出与老人合影，先生也挺高兴，主动配合。相见前后不过二十分钟吧。我们告辞时，老人抱拳拱揖示别。出了卧室，我向张文提出想参观先生的书房。我知道中行先生喜欢写字、收藏、玩赏砚台。张文说欢迎。书房里书卷气袭人，书案上陈着文房四宝，有几只大书橱，书不太多，醒目的是列着各色古玩和砚台。书房或因多时不用，室内较显杂乱。张文谦称书房现在变成仓库了。我打趣地说：“典藏的都是文物。”

　　张中行作古后，我写了篇《布衣学者张中行》，概述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三十而立，八十成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顺生论》面世，暴得大名。他讲顺生，“不偏不党，不依不傍，不卑更不亢。”世称他是“文学家”、“哲学家”，他都不认可，他说他是“思想家！”真耐人寻味。张中行其人古朴，其文冲和。有评论说他“记人记事，有古风，似六朝辞章，也夹带晚明小品笔意，颇有苍凉气味。”而他本人可谓沧桑一生，坎坷一世。自前妻杨沫50年代的《青春之歌》让他戴上一顶“余永泽”的帽子，一直是晦气不已。然而先生崇尚古风，正直做人。在“文革”中，面对要置杨沫于死地的造反派们的“四堂会审”，张中行坚持实事求是，不说杨沫半句坏话。他认为，“人有恩怨，应多记恩，少记仇”。杨沫后来看到这份材料，很是感激，还写信致谢。他悟透与杨沫分手是必然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一个信“信”，一个信“疑”。不同道难相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