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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茶道

茶之成为举国之饮,文人颇有功劳。

  我的茶道

  陈世旭

  唐朝元稹有首一至七字《茶》诗:“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做了全面概括。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这类旷世酒徒,也遗有诸多茶诗,直接间接地几乎涉及到茶叶作为产业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倚溪侵岭多高树”(杜牧),“尧市人稀紫笋多”(释皎然),“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许浑),“三军江口拥双旌……水门向晚茶商闹”(王建),“……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讲的是茶叶的收购、运输、贸易,使荒野变成繁荣的集市、军营变成茶樯林立、茶商喧闹的商埠,使商人抛下哀怨令大诗人泪湿青衫的妇人;“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张文规),“动生千金费”,“所献愈艰勤”(袁高),讲的是宫廷贡焙;“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皮日休),讲的是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形成起来的茶具,不再是早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那样的平常饭碗或汤碗;“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释皎然),讲的是由客坐敬茶而兴起的茶集、茶宴、茶会以及有明确目的和主题的社交活动。鲍君徽、王昌龄、钱起、李嘉祐都详细描写过这种饮茶礼仪。

  《全唐诗》凡提及茶事的诗词中,诗人们在寺院饮茶的篇什,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很显然,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茶已成为“比屋之饮”。

  丰富多彩的茶诗“通道复通玄,名留四海传”(吕岩),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的精神意义,使饮茶从单纯的口舌之乐升华为高雅的文化享受,成为艺术和哲学。

  茶与酒同为国饮,却质性殊异:酒易乱性,茶为养性;饮酒尽可豪放,人皆呼作英雄,饮茶则宜细致,否则难免“牛饮”之讥;醉酒固然造就了大诗人,也惹出了许多麻烦。有“醉茶”之说,却没有听说过醉了茶在茶楼题反诗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茶的“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正对了文人们清高自命的胃口。唐人认为,茶之为道,在“和、清、敬、寂”四字,这成为后来日本茶道的要义。也因此,西人认为茶“是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

  受到所有这些的感染,我渐渐养成饮茶的习惯。不过以我的嗅觉和味觉的粗鄙,任何珍馐美味到我这里都纯是暴殄天物。我的饮茶,只在实用。日常饮用的多是乡间朋友自种的家茶:不施化肥,不喷农药,面积很小,产量不高,虽无名分,但不必提心吊胆。

  我认识的人中,颇有几位品茶大咖,我因为愚钝,无从进入品茶者流,又因为收入远不可企及非高价茶不饮的大咖项背,因此常常不免受到大咖及其崇拜者的讪笑。但我并不因此就灰溜溜的。曾向一位著名作家请教,其颇认同我的感觉:对某些茶商推销时非要扯上宫廷和高官很不以为然,至少在饮食上,宫廷和高官的喜好未必就必须是草民百姓的喜好,还是自己的口鼻胃肠更信得过。这样说并非排斥宫廷和高官喜好的茶,而是坚持以为各人自可有各人的选择。

  那年我与一帮县乡文友在人烟稀少的幕阜山中涉深涧,越索桥,惊心动魄地徒步旅行。饥渴难耐时,忽听白云生处有人歌唱,细听是唤远来的我们歇脚。我们奋力攀登,见一小村,一众村民欢欣鼓舞,称此间几十年连乡干部也不曾来过。我们由此喝到自认是此生最好的茶:粗瓷大碗,盛爆炒芝麻黄豆,盐渍姜末菊花;大叶野茶,无名无姓无包装;清澈山泉,松木烧沸,滚水冲泡,色若琥珀,香若初蕾,醇厚如读古书,通透直穿心脾。正所谓“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