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第10个年头,母亲寄来2斤蚕豆种,让我种了当蔬菜吃。
1978年我在安徽淮北小县五河当乡村教师,得知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消息,我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因为“政治问题”没平反,没有录取。到下乡的第10个年头,我已平反,再次考研,准备拼一把回上海。
这时,母亲从上海寄了2斤蚕豆种,让我将这最容易成活的豆类种了当蔬菜吃。老人家写信鼓励我再考,并说:“人面难求,土面好求。吃完蚕豆,我在上海等你回来。”
蚕豆被带到老婆的农场里,随便种在田埂旁。这种无须精心管理的豆类,便迅速蔓延。2斤蚕豆种长了一大片。而后开出紫色的花,虽然其心是黑的(沪剧里有句脍炙人口的唱词:“蚕豆开花黑良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蚕豆低调的保护色,直至结荚都没人偷。
老婆把豆带回家,我们天天有豆吃。自己种出的蚕豆可是非常好吃的,农场里最要好的朋友、我学校里的隔壁邻居都吃过这青蚕豆。最嫩的时候是葱油蚕豆。稍老剥成豆瓣汆汤,将鸡蛋黄、白分别“流”下去,勾薄芡,成“金银翡翠羹”。蚕豆老了,我还剥出来做“油氽豆瓣”,给儿子刻过戴钢盔的士兵。最后太老了,晒干,做“咸菜豆瓣酥”和“独脚蟹”,即发芽豆。
依母亲的金口,这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班,挈妇将雏回上海。
晒干的蚕豆有12斤半,半斤送给邻居,教他怎么种。12斤带回上海。2斤还给妈妈,再送她5斤,另送丈母娘5斤。
妈妈笑着问我:“怎么样?”我也笑着作答:“真是人面难求,土面好求呀!”(江礼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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