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 | 欢乐闹元宵

　　童年的元宵节记忆是多彩的。那时，虽然没有豪华的花灯和绚丽的烟花，但有父母、兄弟姐妹的陪伴，有弄堂的小伙伴一起的玩耍，那份深深印在心底的记忆依旧醇香。

　　听说离家不远的少年宫有猜灯谜的，我便叫上左邻右舍的七八个小伙伴直奔少年宫。灯谜写在红红绿绿的纸上，贴在宫灯上，猜中者可揭下谜条去兑奖，能得到铅笔、橡皮、蜡笔和卷笔刀等奖品。大都是成语谜、俗语谜、人名谜和地名谜，饶有趣味，一群群的孩子在谜语下沉思。记得有一次我猜中的一条谜语是“两个胖子在一起”，打一地方，我一番搜肠刮肚后终于想到“合肥”这个地方，领到了一包心爱的蜡笔。

　　“元宵”是元宵节必吃的食物。母亲用春节藏下来的糯米粉包“元宵”，上海人叫汤团。包汤团父母是有分工的，父亲与哥“乒乒乓乓”斩菜斩肉包菜肉大汤团，母亲与姐“咚、咚、咚”地用石臼子捣黑芝麻，拌猪油和绵白糖，揉捏成黑洋酥包宁波汤团。忙碌了大半天，甜的咸的馅心做好后，母亲便把糯米粉倒进面盆里，加入些许温水后，反复揉搓成面团，再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面团即可包汤团了。

　　母亲手搓的宁波汤团个头只有桂圆大小，却皮薄馅大，滚圆滚圆的。父亲手捏的菜肉大汤团两头尖尖的，中间鼓鼓的。做好的汤团母亲会用湿纱布盖在上面，防止干裂。

　　煮汤团了，我也挽起袖子来帮忙了。我将锅盖上的汤团一古脑儿全倒入了沸水中，水花溅到了我的手上，烫得我哇哇直叫，把锅盖也扔到了地上。怕汤团粘锅底，我又用饭勺子去搅拌汤团，几只汤团被我戳破了皮，清水变成了芝麻汤。第二锅的汤团母亲硬是不让我“插手”了。只见她将汤团沿着锅边一只只轻轻放入，不一会儿，沸水中白白胖胖的汤团翻涌而出，晶莹剔透。我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用调羹去舀了一只，咬上一口，流沙状的黑洋酥淌了出来，细腻、甜香、绵柔缠绵在我的嘴唇、牙齿和喉咙。母亲帮我盛了满满的一碗，我刚刚端起来，天空中响起了炸雷般的响声。我爬上老虎窗，四处的烟花尽收眼底。

　　拉兔子灯是我儿时最有印象的元宵记忆。

　　这是父亲每年元宵节前必做的一件事情。元宵节前几天，父亲拿出老虎钳、旋凿、钉子、蜡烛、细铁丝和小木板等，戴上一副纱手套，将几根竹爿削成竹篾，折弯，加以细铁丝固定，扎成了兔子灯的骨架，四只轮子是自行车摊淘来的废轴承做的。然后在兔子灯的骨架上用糨糊贴上薄的白纸，纸屑粘出兔子毛，我还在兔子灯上贴上几只香烟壳子上剪下来的图案。父亲又在骨架底部钉上一块小木板，反敲一只钉子，插上一根小蜡烛，兔子灯算是完工了。父亲做的兔子灯有眼有鼻有嘴，特别是那对大耳朵向上竖着，好像在聆听弄堂人的欢声笑语。

　　我拉着兔子灯满弄堂地跑，兔子灯在弹硌路上颠得摇摇晃晃的，蜡烛忽明忽暗。弄堂的前前后后，到处都是拉着兔子灯的孩子们，整个弄堂被烛光映照着，不时传出一串串清脆的笑声。

　　父亲带着我拉着兔子灯一直走到了中山公园门口，只见上百只兔子灯在广场上转悠，造型不同，色彩各异。几只奇异的兔子灯深深吸引着父亲的目光，嘴里还在嘀咕着什么。往后几天的晚上，我照拉着兔子灯去中山公园门口玩耍。几天的拖拉，“兔子”的屁股被磨掉了一大块，肚子被路面蹭破了，轮子也掉了一只。奔跑中，我的兔子灯与另一只撞在了一起，两只“兔子”都四脚朝天，火苗蹿出。望着燃起的熊熊烈火和星星余烬，我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回家去了。（陈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