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宝续命，让古书复活，国图古籍修复师成功修复“天禄琳琅”

国家图书馆日前在北京宣布珍贵古籍“天禄琳琅”修复成功。领衔修复该书的首席专家朱振彬，已在国图工作了42年，由他带领的团队历时8年将国图馆藏的279部“天禄琳琅”善本中亟待修复的300余册修复完毕。古籍修复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一起来听朱振彬的介绍。

图说：朱振彬 受访者供图（下同）

拜师求学

朱振彬告诉记者，修复古书不能戴手套：“古人读书前要净手，我们修书之前也要将手洗干净，只有手触摸到书，才知道指尖用多大力度。用手去感受书，翻一页就是几百年。书角磨损成圆角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都要保留下来。”朱振彬至今还记得老师张士达对他说过的话。被誉为“一代国手”的张士达是国图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

1918年，16岁的张士达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琉璃厂的肄雅堂古书店当学徒，三年学满，直接留店。他熟稔书目，手艺精巧，还与经常来购书的郭沫若、鲁迅、李一氓、郑振铎等一众文化名人学者成为朋友，共同探讨古籍修复和版本知识。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非常认可张士达的古籍鉴定水平，并推荐张士达进入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工作，尊之为“一代国手”，在这之前他的古籍修复技艺早已享誉京华。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凋零，78岁的张士达回馆培养后继人才。此时18岁的朱振彬刚刚进入北京图书馆工作三个月。这对师徒年龄相差整整一甲子，老师口传心授，古籍修复薪火复燃。

图说：古籍修复的工具

精益求精

1983年，21岁的朱振彬出师，正式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198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大型古籍修复工程《敦煌遗书》修复正式启动。朱振彬和其他同事成为修复主力，从1989年到2013年，《敦煌遗书》修复耗时20余年。

2002年，《永乐大典》的修复保护工作启动。朱振彬回忆起当年修复《永乐大典》时，发现古籍上有“洋书衣”，这是当年《永乐大典》流失国外时，被外国同行使用西方“机制纸”对书衣修复后造成的。“机制纸”因为含酸量高反而会对古籍不利，经与专家协商评估后，在此次修复中朱振彬对这些“洋书衣”全部舍掉，而采用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复原书衣。

2013年，“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正式启动。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针对珍贵古籍的专项修复项目。虫蛀、鼠啮、火烬、脆化、酸化、粘连、絮化……这些都是古籍的病症，每一种都不好对付。历经8年，朱振彬和团队一起修复好了“天禄琳琅”善本，团队对每一册书都有“个性化”定制。

朱振彬感叹，国家对古籍保护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他随手指着修复桌介绍，刚入馆时修复桌是张长0.8米宽0.4米的小桌子，后来换成长1.2米宽0.5米的桌子，今天的修复桌长1.8米宽0.8米，桌子底下除了抽屉还配有保险柜，工具包，这些都是由国家图书馆研发并申请了专利的产品。如今的古籍组设备精良，高清摄影台可以上下正反两面拍摄古籍的书叶，这些都凝聚着几代修复师的心血，配得上古籍修复“国家队”的称号，为的就是一个目标——给古书续命，让他们再活200年。（新民晚报驻京记者 杜雨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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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宫廷善本皇家藏书馆。1744年，乾隆帝谕令诸臣择选清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中掇之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

“天禄琳琅”虽为清宫珍视专藏，但从建立直至20世纪50年代，几经坎坷，磨难频生。伪满时期，溥仪将大量“天禄琳琅”藏书变卖折现。日本投降前夕，这批藏书经历了哄抢，其中一部分再次流入市场。剩余藏书又几经辗转，最终运回了故宫博物院。抗日战争时期，尚存故宫的部分“天禄琳琅”藏书跟随宫中其他珍贵文物一起南迁。抗战胜利后，这批藏书又迁至台湾省。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大力支持，散佚的“天禄琳琅”珍本不少收归公藏。故宫博物院所藏“天禄琳琅”205部全部移交给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