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年糕

每年寒假，母亲都会将我送到娘舅家过上一段日子。不少年头，我目睹了打年糕的那些日日夜夜。

村里有口老井，前些日子我去探望舅妈时又看到了它。时光仿佛倒流到五十年前。娘舅的三个女儿水庭、金娥、水娥各拿着一个淘米箩，吊上一桶桶清澈的井水，将糯米在脚盆中淘了一潽又一潽，扎着两个小辫子的舅妈将淘好的米箩挎在腰间送到娘舅的石磨边。娘舅早已将石磨擦得干干净净的，他一手推磨，一手抓上一撮撮的糯米放至石磨上的小孔，顺时针磨了起来。石磨很沉，娘舅抓着木柄吃力地推着，半天下来，已是腰酸背痛。

水磨粉 孙中钦 摄

舅妈将磨好的糯米粉用竹篾畚箕装到灶间，一个木制蒸桶已架在灶上，她将糯米粉一层又一层撒在铺着纱布的蒸格上。当四五个蒸格撒满时，舅妈盖上蒸笼又去灶头后面烧火了。她烧的是棉花梗和麻秸秆，灶膛里熊熊烈火，将她的脸照得通红通红。约莫二十分钟，舅妈揭开蒸笼盖子，一股白热蒸汽扑面而来，香气满屋。

舅妈与三个女儿一起将一格格的糯米粉倒在一块横放的门板上，几个前来帮忙的农家女马上接力，揉的揉、搓的搓，仅仅几分钟，一只只柔软的面团搓成了，一个个扔进石臼中。娘舅的儿子金虎和舅妈的兄弟，我叫他二娘舅的，早就等候多时，此刻先后抡起长长的大木槌，对准石臼里的糯米团，一槌又一槌，“啪啪，啪啪”。金虎不时停下木槌，将糯米团翻身，二娘舅则用凉水抹在木槌头上，不让黏槌。两个人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乡里土话，满头大汗，头发也湿湿的，衣服脱了一件又一件，直脱得光着膀子。

捶了一会儿，二娘舅眯着小眼睛对我说：“吃块年糕尝尝味道吧。”抓起糯米团“摘”了一块，却不小心掉地上了，我捡起来说要做面人玩，二娘舅说：“舍不得。”从我手中夺过，吹了下灰，就塞进自己嘴里了。他又重新“摘”了一块，去厨房蘸了绵白糖，塞进了我的嘴里。

看着他俩扎劲地打着年糕，我觉得蛮好白相的，便缠着金虎把木槌给我，让我也显显身手。金虎将信将疑地把木槌交到我手中，二娘舅停下来撑着木槌一脸笑容地看着我。我高高举起大木槌，重重地砸向石臼中的糯米团，“嘭”的一声，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纷纷都看着我。我挥起的大木槌砸到了石臼的边沿上，震得我头发昏、手发麻，“咚”的一声，木槌从我手中滑出掉落在二娘舅的脚边，离他的脚背仅差三四厘米。正在厨房蒸糯米粉的舅妈听见响声奔了出来，见状大声斥责起二娘舅来，二娘舅在石臼旁朝着我尴尬地笑了笑。从此，我再也没摸过大木槌。

“啪啪，啪啪”，金虎与二娘舅又挥舞起大木槌了，原来看似柔软的糯米团竟如皮球般地富有了弹性，一砸一个坑，瞬间又复原。金虎嘴里不时叫着：“年糕年糕年年高。”到了最后一步了。在石磨上起身的娘舅将打得又糯又香的糯米团捧到早就铺好的门板上，金虎和二娘舅用一根宽扁担将糯米团一点点压扁，门板被压得“嘎吱、嘎吱”作响。直到压成五厘米厚的年糕坯子，舅妈早已拿着菜刀守候一边，此时上前，将还冒着热气的年糕坯切成3厘米宽、30厘米长的条状年糕。切时用豆油抹涂菜刀，防止年糕黏刀。我则拿着毛笔和红色颜料，在舅妈切好的年糕上点红。趁金虎不备，我在他的眉心也点上了红，惹得大家一片笑声。

切好的年糕阴干二三天，冻得像棍子似的硬，舅妈才一根根的浸到一口早就准备好的大缸中。每次从娘舅家回上海，母亲和姐总要拎上一袋沉重的年糕，好几次把旅行袋的拎襻都拎断，只好掮在肩上扛回家。

我一辈子都喜欢吃糯米制品，这与童年在娘舅家吃多了年糕不无关系吧。（陈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