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复旦“淞庄”

“淞庄”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创校之地吴淞口炮台湾而命名，抗战胜利后作为复旦的学生宿舍，后来成为教职工宿舍。

国年路街景，后面老房子为淞庄宿舍

复旦大学的宿舍原先有三村（庐山村、徐汇村、嘉陵村）四庄（德庄、筑庄、淞庄、渝庄）之称。依稀记得儿时搬家，约莫四岁的我，手拎着两三只木制衣架，屁颠屁颠跟着大人从“筑庄”走进相邻的“淞庄”，从此就在这个后来被数字编码的“复旦大学第六宿舍”住了将近40年。

多年后才知道，“三村四庄”之名，无不与复旦大学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和艰辛异常的迁徙史上经历的地名相对应。“淞庄”，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创校之地吴淞口炮台湾而命名。其内为十多列日式二层楼建筑，抗战胜利后复旦接收，作为学生宿舍，后来成为教职工宿舍。

这里堪称“都市里的村庄”，要是去一趟住在市区的爷爷奶奶家，总是说“到上海去”。而且早年可以在屋前屋后绿茵茵的草坪上奔跑玩耍，不知何时，草地被“开垦”成每家每户的“自留地”，种上蔬菜瓜果，俨然过一把“农家生活”之瘾。我家后门“自留地”里种下向日葵、鸡毛菜，栽培了一棵无花果树，自产的无花果又大又甜，以致数十年后的今天女儿还念念不忘。前门的空地则种上了丝瓜、夜开花之类，藤蔓攀爬上墙。还有月季花等植物，开花时也煞是好看。

好像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吧，“淞庄”和一墙之隔的“渝庄”（第七宿舍）之间，办起了一个家属食堂，我家的南门正斜对着这个食堂。印象里那时正念小学的我，总感觉饿得慌。以“乖孩子”著称的我，放学后实在耐不住饥饿的折磨，好几次偷拿家里的饭票，去食堂买一只掺着山芋粉做的“黑馒头”，狼吞虎咽。长大后才晓得，那时正遇到三年自然灾害。

要是按时下的说法，我们住的就是“连体别墅”，当然非常简陋。从北面钉着门牌号码的门进入，就是一间极小的厨房。楼上楼下两个大房间、一个小房间，楼梯转弯处是一间并无洗浴装置，仅有一个蹲式抽水马桶的卫生间。我们四兄妹常坐在地板上玩，尤其是夏天，草席一铺，就可以睡觉了。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当时俗称“无线电”，放在楼上，父亲为了我们在一楼也能收听新闻节目，买来一只小喇叭安在一楼。当时就躺在地板上，听到这个“拉线广播”里齐越播音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记住了焦裕禄的名字。

二楼的大房间，是父母的卧室兼书房，放着一张很大的双人写字台。母亲很少有时间陪我们玩，每天都会从她的自行车上驮着一大堆学生的作业本或考卷回家，晚上就在灯下批阅。前年初，我登门祝贺于漪老师获颁国家“改革先锋奖章”时，她诚恳地说，“我运气好是因为活得比较长，你母亲也是很优秀的老师啊！我对她印象很深”。她指着我对身旁的儿媳介绍说，他母亲张瑞芳，是优秀教师，名字和演员张瑞芳一样。闻之非常感动。这当然是于漪老师的谦词，但母亲给我们留下的那夜以继日工作的印象，真能诠释“优秀”二字。

大房间里摆着一只其貌不扬的绿色大橱，对儿时的我们的最大诱惑，就是母亲有时会从里面拿出饼干筒，掏出点心糖果奖赏我们。而父亲为我们四兄妹做的每人一个档案袋，也放在这个大橱里，从出生证明、托儿所的涂鸦“作品”到学生手册、奖状之类的所有“珍档”，一应俱全。

“淞庄”里住着不少名人或未来的名人，可惜我年少懵懂，全然不知，而对“淞庄”的记忆也大多呈碎片状，残存的唯一故事则常令我唏嘘。

大约是1966年冬季，动乱的中国，萧瑟的复旦村庄，我们这些“村民”无课可上，无事可做。从复旦小学到复兴中学的老同学汪恭德，因身为“走资派”的父亲被“打倒”，全家落难栖身于“淞庄”13号，其南门恰好与32号我家的北门隔“田”相望。我俩从小在一块捣鼓矿石收音机、电子管、半导体之类，当然他绝对是我的师傅。一天，闲极无聊的我们突发奇想，两家间距这么近，何不架一根“热线”，做个“电话”玩玩？于是弄来一卷铁丝，从汪家二楼南窗拉到我家二楼的北窗口，一根十多米长的“热线”架设成功！我们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就在各自一端搞些简陋的装置，试着通话。但铁丝的电阻太大，我们的“设备”又太差劲，对方的声音极其微弱，我们却仍乐此不疲。

那时，我们的家长们都在被“文化大革命”的“烈焰”炙烤，每天愁肠百结战战兢兢地去复旦校园接受“大批判”，早出晚归，垂头丧气，哪有心思和功夫顾及我们这些无学可上的孩子。所以，连接我们两家的那根“热线”，蛮长一段时日并未被发现。某日却终于“东窗事发”。不知是否有人警告，我父亲突然看见了这根“热线”，大惊失色，紧张莫名！一头是“复旦最大的走资派”，一头是“漏网老右”，两家竟然有“专线”相连，莫非相互勾结，阴谋对抗“文革”？若是被造反派晓得，非同小可! 第二天我们便忍痛割“线”，可怜的“科学实验”就此夭折。

从“淞庄”出发，父母陆续把我们送往近在市郊，远至黑龙江、内蒙古的“广阔天地”，而他们先后远行往生，全家也早已搬离“淞庄”。然而有时我还会前去探访，奢望打捞、拾掇记忆深处的“淞庄”拼图。（吕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