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教授谈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发挥市场决定作用转变增长模式

图说：吴敬琏教授发表演讲 摄影高金

　　【新民晚报·新民网】吴敬琏教授开门见山说，这两年参加论坛他常讲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中间一句“研究基本问题”。经济学界的同仁们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家——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常常研究得不透。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原来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模糊了，又重新来过。“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如果能够继承原来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设，把新的现象加进来，我们就能够步步深入地来理解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向提高效率转型

　　吴敬琏教授表示， 就中国来说，贯穿着整个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是两个主要线索，一个是增长模式的转型，另一个是体制的变革。

　　关于增长模式，他评论道，我们就现象提出了很多的口号。每一次口号提出以后都经过学习，可是没有把基本的认识留下来。“比如说，我们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都是对的，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他放出一张PPT，列出1981-2015年多种指导发展的口号。1981年提的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他回忆说，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所属部门和我们的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末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十大建设方针，比如降低重工业的投入、拯救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商业，还包括进行技改等内容。“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学还是跟海外隔绝的，所以效率这个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当时有的人说效益就是利润，有的人说利润不能表现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

　　然而这个方针因为没有讨论透，过了两年，有一位理论家、政治家出来说话，提出十大方针里面有一些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必须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十大方针以后就很少有人提了。

　　“靠投资来拉动经济，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到了1995年，国家计委提出，我们很多经济问题都是源于靠投资驱动的外延式增长。于是找了一个苏联口号，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吴老解释说，当时是这么一个故事，1959年开始，苏联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搞了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发现不对，经济增速下降。更麻烦的是另外两个差距反而扩大了，一个是技术差距，一个是生活水平差距。于是苏联经济学界讨论得出结论，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效率提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转向集约。

　　中国“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可惜，对粗放和集约的概念，没有讨论得非常清楚。他评论说，“九五计划”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改革跨了一大步。“十五计划”时全国都搞重型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办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增长模式往后退，后期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十一五”的时候有一次大讨论。他写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就是这次大讨论答辩的产物。

　　2007年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14年“引领新常态”，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吴老说，其实讲的都是一件事：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结构性改革让市场起决定作用

　　吴敬琏教授指出，中国过去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和海量投资。但是，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资本海量投资也难以为继，回报递减的同时，杠杆率过高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其实这个新的动力就是提高效率。”

他表示，中国所说的新常态有两个特点：增速下降、效率提高。真正要实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一定要有第二点，关键归结到效率问题。然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吴敬琏教授认为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第二部分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为什么会提出从供给侧去找问题呢？根本原因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的，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一直以来靠增加需求应对。很多经济学家发表过意见，认为长期增长问题不能从需求方面去研究，要从供给方面因素去研究。中央确定了要从供给侧找问题、找对策。

　　“这个中间的环节，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怎么才能做到呢？他的回答无愧于“吴市场”的美名：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间的架构都是要改的，叫结构性改革。而“三去一降一补”是整个方针执行得好的结果。从需求侧去刺激的惯性还在，放水放得多钢铁煤炭价格就涨。用行政命令下指标，比如说钢铁今年降多少万吨，然后指标下到省，省下到县。他觉得这样的做法有相当的差距，当然在市场还不完善情况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是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至少起基础性作用。体制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

　　吴老总结道：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基本问题上入手，一个是结构优化，纠正资源的误配，使效率提高；另一个就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的有序市场建立起来。市场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纠正资源的误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二是建立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奖优惩劣、优胜劣汰，把结构变得更好，改善激励机制激励创新和创业。通过这样的办法，也许我们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会更加有效。

　　城市化同时要走专业化道路

　　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国内城市化的进程，都是大家关注的现实问题。

　　吴敬琏教授认为，近几年国际上民粹主义兴起，“黑天鹅”不断出现，主要原因是贫富差距悬殊。开始人们说问题出在华尔街，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货币超发。按照这种说法，自从货币和黄金脱钩以后，各国政治家解决各种问题最方便使用的一个工具就是发钞，钞票的大量增加使得虚拟经济过分膨胀，有些人赚钱非常容易。后来更多的人认为，是由于对民间新技术革命没有能够果断采取应对措施，这就影响到很多体力劳动者以及中低收入的中产，他们的劳动可以用机器代替了。以美国为例，中部的传统产业受冲击，包括中产白领的生活水平因此下降。

　　他说，后一个提法是我们今后要更加注意的问题，因为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的劳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机器代替人工造成的社会动荡延续到二十世纪后期才渐渐消除，所以需要认真去研究，由市场来慢慢解决这些问题。而在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认为正确的理解是让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实现共富，首先要把腐败和寻租的基础打掉。

　　对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吴教授同样坚持要从政府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的看法。城市化一方面能够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带来交通拥堵、费用提高、污染增加等副作用，市场有自我调节功能。他举了底特律和纽约的例子。

　　他分析说，底特律的破产，是城市功能在调整过程中没有适应好。上世纪六十年代，汽车制造成为一种很普通的技术。如果把汽车厂设在底特律城里，成本太高。所以这些汽车厂逐渐搬出，搬到底特律附近的一些小城市去。人口减少了，当地政府选择的办法是改造成一个文化、展览中心，借了很多钱做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借贷太多，却没有回报。其实当时美国许多大城市都发生这个问题，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纽约。纽约原来也从事印刷和成衣制造，企业后来都移出去了，碰到了跟底特律同样的问题。但是纽约依靠大力发展金融业，最后迎刃而解。他认为，金融一定是在大城市发展的，跟金融密切相关的行业太多了。

　　上海的邻近城市也有抱怨，说因为城市太小，从西部地区引进的人才，来几个月就跑上海去了。吴教授说：“我们做了调查，最后人家告诉我们一条原因，我想是对的。由于同行的人数不够多，所以人才担心自己在这个地方待着，几年以后技术就完全落后了，所以得到上海去。这里悟出一点，如果城市产业配置的行业太多，同一个行业能够交流、激发出新思想的人才数量可能到不了临界点。”所以他给出的意见是，城市化同时要走专业化道路。

　　吴敬琏教授演讲结束前再次强调：“我希望做到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导向。”（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谈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