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一带一路”体现国际责任

袁堂军教授近照　新民晚报记者胡晓芒 摄

【新民晚报·新民网】明后两天（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战略构想？推进过程中预计会遇到什么样的痛点与难点，又该用什么样的举措来解决……为了帮助读者更深入了解“一路一带”，新民晚报·新民网特地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堂军。

袁堂军教授也是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承担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及其他省部级科研项目，国际交流科研项目等一系列横向课题。分别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学术专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1860-2004》被日本学界评价为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时，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荣获日本人文社科第五届樫山纯三奖。

“一带一路”激活欧亚经济板块

记者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该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请您介绍此次论坛的背景及意义。

袁堂军 ：这次论坛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当前国际分工格局调整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其背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展开深化了价值链的全球分工模式。在这种分工模式下，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导致本国产业出现空心化现象，就业机会不足。在该时期形成的亚洲生产网络是亚洲发展的基础，也是其竞争力的源泉所在，但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地区，具有很强的外需依存体质。

金融危机后，一方面以美国为主导曾一度开始推行TPP等新的贸易投资规则，特朗普上台后又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目的是吸引制造业回归本国经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对中国等亚洲各国的经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外需的萎缩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连续下滑。而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日益加强，随着美国逐步退出QE，美联储加息，资本回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更令人担忧。尽管中国等亚洲各国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低端产业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产能得到提升，收入水平提高，但面临科技创新不足、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等挑战。

对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行动计划。这与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设立几乎同步，勾画出我国立足东亚对接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规则，以推进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向西向南拓展空间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从全球经济来看，尽管最近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同盟碎片化倾向，但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以科学的角度来看，基于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会改变。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北美、东亚及连接亚洲和北美的泛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不同规模的经济圈，而欧亚大陆发展相对缓慢，因此该板块发展的激活可以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新空间和新价值。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产业价值链，中国都处于东西汇集的中心地位，“一带一路”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姿态，更为全球经济提供了由各国共同参与受益的重要国际公共品，具有强大的经济外部性，对世界经济的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推动共赢发展 创新合作模式

记者 ：请您介绍一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举措。

袁堂军 ：“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其目的是为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缺口。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具有全球普遍性。根据联合国的推算，世界人口从1990年的53亿人增加到目前超过70亿人。其中城市居民从1990年的43%增加到2010年的52%，人口增加和城市化，以及二战后早期建设的基础设施老朽化，新兴国的工业化以及收入上升，都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扩大。很多国家都在面临持续增长的基础设施需求方面，存在慢性资金不足的情况。尤其是“一带一路”区域各国的基础设施的发展极为不均衡，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滞后已经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亚投行的主营业务属于准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将运用多样的方式为沿线各国与区域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促进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的投资。

应该说在过去的岁月，世行和亚开行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为该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传统多边金融机构的诸多弊病也逐渐体现，阻碍了机构的结构调整和业务变革。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该区域选择的是以国际援助与脱贫扶困为目的的开发模式，发展理念是以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和社会制度为标准，侧重于被援助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人力资本、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援和建设。投融资模式主要是通过发行机构债从市场募集民间资金。因此在项目选定标准中强调主权债务等级，担保和投资回收率等。如前所述，由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亚、中东各国普遍存在市场不完善、政局不稳、宗教习俗各异等情况，融资效率和融资规模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有责任推动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南南合作新模式，倡导合作开发、共同发展的新理念。根据该区域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特征，通过在项目选择上兼顾环境保护和增长平衡，开发合理的投融资模式，吸收民间企业的积极参与等措施，创新开发模式和金融业务，形成具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等。

多极竞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记者 ：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中国应如何应对其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

袁堂军：从国际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随着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全球治理呈现多极化倾向。“一带一路”的出台和亚投行的设立，正是这种多极化的具体表现。“一带一路”推进的成败，关键在于尽快实现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基础，不仅是搭桥修路，也包括能源运输、信息通讯、电力网络等，工程繁多，规模浩大，资金保障尤为重要。

亚投行设立前，区域各国与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有融资需求时，只能依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少数有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但接受融资和援助的同时可能须接受这些国际机构比较严苛的融资条件，因此影响了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进行。亚投行的设立是传统金融机构的补充，对沿线各国与地区来说是有益的，通过竞争可以形成更好的合作框架和更高效的投融资制度，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将亚洲、中东、欧洲等区域连为一体，形成巨大经济圈。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欧亚大陆，目前有三条路线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其他地区；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路径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目前媒体关注得更多的是陆上网络，但海运作为国际贸易的最主要运输方式依然十分重要。中国的海运大而不强，因此，如何提高中国海运的国际竞争力，以及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制定相关合作框架和制度也是十分紧要的课题。

微观业务创新 完善市场功能

记者 ：“一带一路”战略最主要的难点何在？该如何解决？

袁堂军：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于政治社会不安定的地区进行投资，往往会发生无法回收的现象，而导致融资业务的停滞。因此，从微观业务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国企央企的积极支持，更需要大胆创新并激活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

首先，“一带一路”区域内，有的成员国在目前的主权债务评级体系中的得分不高，这将直接影响到亚投行发行债务的信用等级，而导致市场融资的困难。由于亚洲区域内的信用评级机构等软性金融基础设施的不足，债券市场并不发达，同时“一带一路”诸国与地区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交易手段、社会制度及经济发展阶段等存在很大的不同，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十分困难。这是传统国际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要克服上述难题，促进跨境债券投资，构建各国本地信用评级机构并提升其信用评价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亚投行必须在充分考虑区域内各国的法律制度、商业习俗、财务制度等差异的基础上，利用亚洲区域内跨境交易的扩大，培育区域信用评级机构与债券市场方面付出努力。

其次，亚洲地区基础建设总投资需求规模巨大，除了央企国企的积极支持之外，撬动民间资本，尤其是创造适合于中小企业参与的安全的投融资环境至关重要。要支撑起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缺口，亚投行的融资模式和手段需要在力求多样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满足区域各国的资金需求。比如借鉴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利用BOT，PPP融资模式，公私共同承担风险的伙伴型合作PPP模式，以及通过配套成立专项基金进行投融资以保证资金规模，设立信托基金，推进亚投行与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等。

“一带一路”倡议和行动计划自提出以来，都体现了它的非封闭性和非排他性。为保障投资安全以及投资效率，需要在共同开发、共同发展的理念下，坚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原则，不仅对于区域内，对于区域外也要积极倡导放弃对立、探索合作开发、共同发展的途径和制度安排。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充分利用各个国家与地区可能的合作空间，加强战略沟通和经济对话。（新民晚报记者  张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