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 创新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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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森，中国当前最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1982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受联合国资助，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留学。1989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从悉尼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2001年，长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后，韦森回国正式执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

        前不久，由上海天链知识传播有限公司（原上海天翼图书）、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信科技·识格局·享智慧——第40届高端管理论坛》上，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识格局——创新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韦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企业的增长，只有企业好国家才强。创新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而创新的主体，也是企业，因此，要创造让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对于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家最近出现比较大的分歧，乐观的一方像任泽平等认为，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企稳，GDP增速从6.7%回升到了6.9%，认为中国经济上行动力正在增强。还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触底并开始转入新增长平台。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谨慎的态度。

      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判断也不一致。比较看好中国经济的是摩根士丹利，他们认为中国会走出中低收入陷阱，达到12000美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西方也有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

      韦森在2012年就提出来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降低的观点，提出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下降到中高速增长。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表示关键是研究凯恩斯的时候，凯恩斯有一个观点：“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所以，韦森认为，判断经济增长，不能只把上个季度和上年度的数据放在一起，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高速增长，就是看大家是不是都赚钱。如果所有的行业都在赚钱的时候，经济是高速增长。如果所有的行业都赚钱难，包括银行赚钱都难，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正在成为过去，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中高速时期。

       韦森谈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他讲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2015年的增长分为两个阶段：从1952年到1978年是计划经济时期，那时中国约有9.6亿人，人均GDP只有315元人民币。所以，韦森认为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是灾难性的。在1500年，也就是明代前中期的时候，中国的GDP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了1600年也就是明末约占世界29%；1700年约占22.3%；1820年已经达到全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还有14.1%；但是，到1978年只占全球GDP总量的2.3%。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迎来腾飞，三次经济改革带来三次经济增长，包括农业承包、邓小平南巡、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到了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经过约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完成一轮科技革命发展过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综合期。

      中国至今之所以取得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所以，韦森认为，必须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法制化市场经济的中国改革的大方向。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靠创新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韦森认为，不能依靠不断的刺激，不断加杠杆，这种做法会产生严重后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目前还没有走出困境。经济增长看什么？看劳动生产率。今年4月份的一个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TFE都是负的，这说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全球劳动生产率是负的？关键是很多企业的负债率非常高，企业负债率高，没有资金做科研，那么TFE就上不去，劳动生产率就往下降。这是判断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一个看法。

      另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目前又出现了一个反全球化，这叫做贸易弹性，就是每增加一个GDP，贸易弹性下降，受到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确实波动很大。再看投资，中国投资增速也在下降，最近有一点上升，但真正上升的是基建投资，企业的制造业投资在下降，这也有问题。

      有人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但是中国的投资规模已经多大了？去年我们全社会的固定投资占GDP的87%，就是一块GDP有8毛7的投资在其中。还能再加码吗？2012-2015年这几年中国的投资总额是189万亿元，我们才保持了增速，这样的模式能持续下去吗？我们的投资规模这么大，但是投资给GDP的贡献率在下降，投资回报率在下降，这种状况我们能够继续下去吗？

      因此，韦森认为我们不能再加杠杆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全要素劳动生动率。如果这个下降的话，我们的经济增速还会下降。现在有很多研究发现，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靠什么？是不是继续加投资？显然不行。

      韦森认为，只有企业好中国经济才能走强，只有科技进步、创新，中国才有未来。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企业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的水平。韦森表示最近去南方考察，到福建、江西、广东等等看了一些企业，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在本行业中的老大，确实出现了一些一流的企业家。单从专利的申请上，中国远远的超过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但是中国在专利收支上排不上。另一个，中国的研究经费，大学的科研经费都在不断的上升，这个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全球的创新质量指标中国排在下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国的制造业确实在高附加值方面不断攀升，在全球的高附加值出口比例方面也在提升，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但是反过来看一下，在高新技术产品上的比重比较低，离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靠什么？靠创新。   

      科技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韦森表示，科技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世界上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三次的经济增长，每次经济周期中有三个周期，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而科技发展带来的是一个长周期。一次工业革命会带来一次经济增长。

     不过，韦森认为从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快10年了，还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新科技，他认为除非人类能够发现像蒸汽机、电、航天航空技术，这样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否则全球经济不会出现一波强增长。

      下一次的科技革命是什么，像这些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下一个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

      前不久韦森去了德国，看了汉诺威的工业博览会，看了一下工业4.0。工业4.0被认为是“演进性的创新”还不是“革命性的创新”，这是对工业4.0的一个基本评价。参加这次工业4.0展览之后，他表示自己一个感受是，我们在制造业技术上，差德国还有较大距离。其实，德国现在也面临一个困境，大量的中小企业有技术，有品牌，有很好的商业信誉，但缺资金，这是我们走出去进行并购的好机会。

      韦森在澳大利亚呆了13年，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和中国企业精神都是值得骄傲的。我们也有德国制造业的那种工匠精神，我们中国人无论是经商还是在科技方面上，都能做得非常好，但是关键是我们政策上一定要做好，不能再折腾。   

      企业搞好国家才能强大

      现在很多企业成本很高，经营困难，还怎么讲创新。人民日报做了一个调查，记者去了苏州、无锡等地区，发现中国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各种企业的成本很高。所以，韦森表示：我反复讲要“降息降税、减少企业的负担，企业好，国家才强。”各地企业反映最大的是“开厂不如炒房”，这怎么行？

      大家知道德国有三位大的思想家，他们是桑巴特、韦伯、熊彼特，这三位大师都告诉我们“创新是企业家的事”。现在我们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这是好的，只有创新，我们才有未来，只有科技进步，我们中国才有未来。只有中国企业增长，我们中国经济才能稳定增长。但是创新，现在创新成本这么高，利率成本这么高，首先保护企业家，要降低企业生存的成本。他呼吁应该把中国企业的生存放在第一要务。创新、创业是企业家的事。只有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成功生存下来，不断做大企业，新的一代才能接棒，产生新的企业家。

      韦森强调必须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和法制化市场经济的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怎么样才有好的市场经济，如果改革方向不明，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不清楚，会影响企业家的信心。所以，只有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道路方向清楚了，企业家才会有信心做长期投资，才会进行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民间投资才会自然增长，中国经济才会真正走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连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