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郭绍虞先生

　　不才今生有幸，曾登门十年聆听过郭绍虞先生的教诲，得益匪浅，深铭在心。

　　郭绍虞先生长我五十四岁，我们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郭老已经是名闻海内外、著作等身的耄耋老人了。不才今生有幸，曾登门十年聆听过他老人家的教诲，得益匪浅，尤是深铭在心。人或许是容易怀旧的缘故，行年古稀的我在寻词觅句、推敲文字乐趣，以及蘸墨挥书自撰文字得心应手之时，幽情所至，总觉得有郭老那慈祥的眼神在看着，似乎在检验我这个曾经的小后生。时至今日，我仍能感受到他老人家在激励和鞭策着我的翰墨人生。

　　我生长在郊县，约十三岁时莫名地爱上了毛笔字。那时的偏僻乡里，苦于缺帖无师，1965年到城里工作后才算真正的即墨临池。1972年11月14日文汇报上刊载了一篇署名郭绍虞《学一点书法》的文章，左边还附有胡问遂书写的鲁迅《自嘲》诗行草书。正是这篇文章，使我有幸参加了胡问遂先生在市工人文化宫执教的书法讲习班。1973年深秋的一天，由文汇报记者朋友徐裕根热心为我向郭绍虞教授牵线联系求教的愿望并欣然得到应允后，我拿着郭老亲笔回信，按信址找到南京西路泰兴路附近的郭老寓所，走上二楼登门造访。后来毎想起这事，总觉得自己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冒失地踏进了如雷贯耳的大学者之门，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呢。记得当时我战兢兢地拿出楷书和行书二张习作，敬请郭老指教。此刻，出乎我的意料，郭老非常和蔼，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他分别对习作从笔法要求、行笔规则等进行了具体评点讲述，既肯定又指出需要如何改进。他还有针对性地列举几个古碑帖加以阐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让我茅塞顿开。接着，老人家就书法许多奥义，带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和颜悦色与我攀谈起来。之于书法，正处懵懂阶段的我听了郭老一席话感到多么的新鲜。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看望郭老时基本不带习作了，大多是广泛交谈一些平时工作、学习和书法实践方面的事情。老人家在一次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年轻人由于十年动乱，耽误了宝贵的青春，要向前看，用积极进取的精神加倍努力，补上被荒废的光阴。”他鼓励我在工作之余要趁年轻，抓紧多读书，尤其要读点与书法触类旁通的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古代诗词以及前人相关书法理论名家碑帖。郭老和郭老夫人张方行老太太对我这个小后生似有特殊的关爱，毎次登门，我们都是在书房或客厅交谈。老人家言语精辟，但我很能理解其中含意。郭老太太曾说过一句，书法其实就是做学问，沈尹默不仅字好，学问更好。偶尔郭老的助手楼鉴明也放下手中活儿，我们一起轻松和谐、不拘形式的交谈。为此，我毎次登门总怕太多打扰老人家宝贵时间而心里不安。

　　郭老的谆谆善诱使我终身受益，平日工作和习砚之余已养成了读书习惯。犹记得曾写过几首拙诗请郭老过目，他的目光停留在一首《灞桥怀古》七律上，微微点了点头，欣然在诗的原意上调整改动了几个关键字和词，使诗句读起来既不拗口又具蕴藉，为我后来作诗填词更增添了信心。

　　郭老曾担任过复旦大学文学研究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首任会长。他亦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书法家，还担任过上海书协的名誉主席，只是他的学术盛名遮盖了他的书法之名。回想起来，曾有两次亲睹过郭老伏案作书，他那么凝心静气，不紧不慢，随手行笔中似乎蓄积着独特的、又让人难以揣摩的积学底蕴与学者风范。我领悟到，这是一种深修养、高学识的渗透，才能体现出他那种文字境界和笔墨精神。郭老太太说，郭老只是于著书作文之暇经常以挥毫作为陶冶性灵。由此，我也逐渐悟出了中国书法的内涵以及功夫在字外的深刻道理。当下的中国书法经过几十年复兴，由急功近利的趋时浮躁重新回归传统，书法人自身文化气质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修炼不可缺失。这一点正应了郭老曾经在悼念沈尹默先生的文章里对沈老的评价：“这是必须在书法艺术上有相当高的功夫，同时又必须在书法外再有相当高的学问修养与道德品质才能做到。”也算拿了几年毛笔，“喝”了几度墨汁的书法爱好者，在郭老面前，我陡然显得藐小。（刘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