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那天电话没打错

那年，刘以鬯先生年事虽高，却腰身挺拔，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对我这晚辈，蔼然可亲，交谈甚欢。

刘以鬯先生

1994年年初，我应中国台湾《中国时报》邀请，到中国台北参加“两岸三地文学研讨会”，“两岸”的概念很明确，“三地”，是指两岸再加上香港。当时《中国时报》的老板余纪中是个热心统一的人士，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有从文学交流的角度促进两岸加上香港最后合到一起的意思。到会后我也曾问：为什么没有澳门？两岸四地凑齐开会岂不更热闹？回答是：也考虑过邀请澳门作家，但在澳门没有觅到合适的人选，就是香港方面，最后能到会的也就是刘以鬯先生。从北京飞香港再转飞台北，出了桃园机场，在驶往下榻地福华大饭店的大巴上，我正好与刘以鬯先生同座，很感荣幸。

有的人会觉得鬯字生僻难认，我因为打小就爱到北京西直门外的万牲园看动物，如今那里已经成为蜚声世界的大型动物园，这个动物园的前身，叫三贝子花园，是满清贵族的私家园林，其中有一处园林建筑，就叫鬯春堂，那里很长时间都是一家饭馆，父母带我看动物之余，总要带我到那里进餐，因之教给我鬯字读“畅”。我和以鬯先生的交谈，就从鬯春堂聊起。以鬯先生说以后若去北京，一定去北京动物园，看动物倒在其次，去看看鬯春堂，会有一种亲切感。其实鬯虽然有独特的含义，指古时重大活动节日的宴饮用酒，系郁金草酿黑黍而成，但也与畅同义。

那一年，我五十二岁，以鬯先生已经是白发老翁了。现在知道，他1918年出生，那一年应该进入到七十六岁范畴了，比我足足大二十四岁。他年事虽高，却腰身挺拔，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对我这晚辈，蔼然可亲，交谈甚欢。

以鬯先生称读过我的《班主任》和《我爱每一片绿叶》，我那时却只读过他的一个小短篇《打错了》。《打错了》的文本结构很巧妙，前后两段文字，大部分几乎一模一样，到最后，却形成两种结局，一个结局是，一个人从办公室出去，到巴士站时，忽然飙来失控的汽车，不幸身亡；另一个结局则是，那人正要离开，忽然座机铃响，接听交谈，原来是那边打错号码，从办公室出去，到巴士站，正目睹到汽车撞死别人的惨剧，自己幸存。个体生命在时空中，会因偶然因素，或祸或福，偶然性使命运诡谲，是这篇小说引出的话题。我对以鬯先生说，其实两段文字的结局也可对调，别人打错电话，延宕数分钟，走出去，恰有失控车撞来，惨死，而并没有打错的电话使之延宕，走出去，恰好能跳上要开走的巴士，存活，后来才知几分钟后那站台处发生车祸。以鬯先生笑说，如此还可变化出许多花样，总之，人很难预知偶然埋伏在哪里。

香港写纯文学的作家寥若晨星，以鬯先生是一颗耀眼的星辰。后来读他的作品，才知他早有现代派手法的尝试，举凡朦胧叙事，时空交错，内涵多解，荒诞变形，意识流，都得心应手，异彩纷呈。其作品《对倒》及《酒徒》分别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成电影《花样年华》及《2046》。他的作品陆续在内地以简体横排出版，我后来读到《酒徒》，“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这种句式是典型的以鬯风格。

以鬯先生1985年1月创办主编坚持纯文学走向的《香港文学》，一直编到2000年9月，82岁才退休。在台北与会期间他跟我约稿，那以后我经常寄稿给他请他赐教，他也坚持给我寄赠《香港文学》，后来陶然先生接编，延续以鬯先生对我的厚爱，所投文稿总蒙容纳，寄赠杂志直到如今。以鬯先生编辑期间，记得他曾从香港草根阶层的自发投稿者的篇什中，筛澄出浸润着尘土与汗水气息的诗歌散文，予以刊登推荐，那些文字固然令人动容，以鬯先生的行为写作，也令人钦佩。

记得1996年我从马来西亚飞到香港，要从下榻地点给《香港文学》杂志拨电话，忽然发现我那小记事本上抄记的号码，有一个数字被汗渍弄得不甚清楚了，忐忑地试着拨打，那边有女士接听，呀，打错啦？啊，没打错，女士很快请以鬯先生接听，是否打错更合宜呢？正心乱，以鬯先生亲热地邀请我去杂志社一晤，我找到位于湾仔摩利臣山道的编辑部，并无任何偶然介入我们的会晤，言谈甚欢，最后，他们请我在门外杂志社铭牌旁留影，那时期，每有作家到访，都会拍一张那样的照片，登在下一期杂志封三上。

2018年6月8日，以鬯先生在香港东华医院安然仙去，报导说他享年九十九岁，是因为还不到他的生日，其实1918年生人2018年仙去，就应该算一百岁。

斯人虽去，其代表作已融入中国及世界的文学经典领域，过些天要找出他的《对倒》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