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贺捷生：元帅的女儿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家喻户晓。人们不知道的是，贺氏家族史天生就是一部长篇小说。贺龙之女贺捷生一步步走近父亲和母亲，一步步走近家族，不仅渐渐地有了写作的愿望，而且感到自己义不容辞，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代言人和诉说者。

贺捷生

 １ 　颠沛流离的童年

　　生下来十八天，贺捷生就被爸爸妈妈用破衣烂衫一裹，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带着去长征。贺龙的第一爱将贺炳炎亲眼目睹小捷生长征途中的“糗事”：饿了的时候啃手指头，每天宿营时打开襁褓，都是一身屎、一身尿。

　　1937年，贺龙即将带领已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深入山西抗日前线去与日本人交手；母亲即将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贺捷生一时成了他们的“拖累”。这时，正好有两员南昌起义战将要返回湖南从事兵运工作。临回湖南时，他们主动对贺龙提出，战场上生死难料，先把贺捷生带回湖南由他们抚养。贺龙答应了，对两位老部下说，我把女儿托付给你们，跟你们谁姓都行。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改她的名字。

被寄养前，母亲给贺捷生穿鞋

　　不幸的是，抗战还未结束，两位养父先后去世，贺捷生跟着养母孤苦度日，从洪江漂到乾州，正好她从前的家庭老师在著名的保靖八中任教，便以女儿的名义，把贺生带去保靖隐姓埋名地读书。

　　贺捷生在颠沛流离中成长，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早早懂得了生存的无奈和艰辛。她常常沉默不语，偏爱在作文中倾诉心声，抒发无法排遣的孤独和郁闷，她的作文次次得“甲”，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里宣读。保靖八中是抗战初期从长沙迁过来的，教职员工视野比较开放，他们中间广泛流传进步作家们写的新诗和新小说。贺捷生就在这个时候知道了丁玲是从湖南走出去的作家。她常常“异想天开”：自己的经历既曲折又奇特，将来要当一个像丁玲那样的女作家，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写出来。

在长征路上，贺捷生与母亲和小背篓

　　14岁那年，贺捷生的母亲蹇先任回湘西找到了女儿。贺捷生被送到父亲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所在地重庆，很快又被送去当兵。幸亏少年时代她在战乱中没有失学，1955年调干，贺捷生顺利地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2  　曲折的文学之路

　　贺捷生在北大读的是历史系，却总有遏制不住的创作欲望，常常有感而发地写一些小散文。跟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文章写好后，她照着公共阅报栏里张贴的那些报纸地址投寄给副刊，隔几天又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在报纸上寻找自己的文章，每次都是失望。终于有一天，贺捷生发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作品在一家小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她喜出望外，马上买了这张报纸拿给父亲看。

　　“父亲看了哈哈大笑，说好好好，我女儿要当作家了。但他马上又扳着脸说，这张报纸太小了，还不算作家，我们要上就上《人民日报》。父亲随口一说，我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下狠心要上《人民日报》。”贺捷生回忆说。遗憾的是，父亲未能等到那一天。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贺捷生捧着报纸泪流满面。

贺捷生与父亲在一起

　　大学毕业后，贺捷生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还利用收集革命文物的便利，走遍了南方和北方的革命根据地，更多的是红二方面军和父母战斗过的地方，进行大量资料准备。

　　然而她真正进入创作，始自电影。当时，贺捷生离开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回部队。在等待调令的时候，有朋友劝她说，文学基础好，又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不妨写写电影剧本。就这样，她糊里糊涂地被裹挟进了电影界，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残月》，1984年在全国公映，曹征任导演，赵尔康和郑振瑶任男女主角；第二部《柳浪闻莺》没有写完，就被调到《工程兵报》去上班。工程兵遍及祖国各地，架桥、铺路、筑坝、淘金，到处是火热的工地，贺捷生先后创作了报告文学《共青畅想曲》和《击毙二王报告》，发表在部队大型文学刊物《昆仑》。　

　　“我贺捷生能活到今天，还挺风光地成了将军和军旅作家，我的命，我的荣耀，都是我们这支军队和这支军队的许多前辈给我的。”贺捷生说，自己经历的苦难，其实是命运给予的厚爱和财富。

 3 　记忆中真实的父亲

　　然而，当她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这支军队，为父辈诉说的时候，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叱咤风云的那一代人，还活在世上的寥若晨星。那一代人活得多么艰难卓绝，多么轰轰烈烈啊！贺捷生想到那些岁月，想到那些在残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前赴后继的人，想到父亲、母亲，她的心里涌起一股股暖流。她用文字极力去回想、追赶并挽留他们，在文字中和他们一起跋山涉水，一起哭，一起笑。于是，就有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元帅的女儿》等作品。

　　《元帅的女儿》是贺捷生首次以自己为主角，集中讲述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经历的传记文学。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孩子，连普通人所能得到的父爱和母爱，都不能得到。那么，我们到底是怎样流离失所的？当时忍受着怎样的屈辱和凄凉，就必须由我们自己站出来说了。我要叙述的，就是我当年经历的痛苦、悲伤和绝望，对父母的思念、盼望，甚至还有‘怨恨’。”中间隔着七十余年时光，那些顽强留在记忆中的往事，哪怕是辛酸的，痛苦的，也渐渐变成了亲切的回忆。比如贺捷生在保靖八中隐姓埋名的求学日子，就像漫长的阴雨天难得出现的阳光，反倒成了生命中的亮色。

与父亲和红二方面军领导合影（1937年摄于陕西富平县）

　　她不仅要同遗忘作斗争，还要同虚荣和习惯性回避作斗争。对待经历的生活，哪怕是苦难，她也有一种感恩心理。贺捷生说，历史曾经给予的光环，渐渐地开始黯淡。这个时候留下的文字，应该更真实、更朴素、更平易近人，才有生命力。任何的美化、拔高、粉饰，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令人生厌。

　　写父亲贺龙元帅的文章、书籍和影视剧已经不少了。但几十年看过来，贺龙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两把菜刀，两撇胡子，凶巴巴的。“好像我父亲生来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一生都在打打杀杀。其实不是这样，我近年写了那么多怀念我父亲的东西，就是想告诉人们：从一个乡村骡子客到元帅，他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贺捷生说，父亲最珍贵的品质是忠诚，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跟定的领袖，热爱的人民。没有这一点，他不可能善始善终，几十年身居高位。

　　在贺捷生的心中，贺龙是个好父亲，好男人，好朋友。他一生都在搏斗，在浴血奋战。父亲有高尚的气节，也有宽阔的情怀。长征路上那么苦，那么难，他不搞特殊化，随身带一根鱼杆，有机会就去钓鱼，用鱼汤喂养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的心该是何等的柔软，何等的仁慈！

 4 　必须与生命赛跑

　　“我的写作，就是以我的经历和阅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文字微不足道，但我希望它们发自我的肺腑，有炽热的血液在流淌，有着自己的气度和温度。”贺捷生说，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抄抄写写，舞文弄墨，但毕竟是个业余作者。如何把父亲和母亲、把贺氏家族、蹇氏家族，还有自己经历的特殊人生写出来，早就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她一直惦记这件事，直到过了70岁，真的感到时不我待，才艰难起步。而当她拿起笔来诉说时，已是古稀之年，必须忍受身体虚弱和白内障的折磨。整理出《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时，贺捷生已经80岁了。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为贺氏家族写一部长篇小说，但要完成这样一部鸿篇巨著，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如今时光一晃又过去了六年，又疾病缠身，显然不能担此重任。这个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贺捷生常说，自己的写作是被身世逼出来的。她因病几进几出部队总医院，眼下仍未能脱离轮椅，很多时候连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写作成了奢望。重要的、实在不能推辞的稿子，也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她说，但愿上天对自己网开一面，假以时日，让她尽快好起来。因为她实在还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东西要写，必须与生命赛跑！（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