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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长征】胜利的刀枪:红军使用过的经典武器

  红军没有供给,没有外援,作战条件之艰苦,交战对手之强大,都是战争史上罕见的。红军武器的改善,主要依靠缴获。在这种“缴获与被缴获”的过程中,各种枪炮转到红军手里,也成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利器。

图为红军操作晋造75毫米山炮

手枪:自卫武器变成战斗武器

  在军人眼里,手枪纯属自卫武器,不算一线战斗武器,但在长征中,红军把手枪也当成“宝贝”,必须“以一当十”。红军很喜欢俗称“盒子炮”的德国毛瑟1896式自动手枪,别看它的枪管长度不如步枪,射程也只有50余米,但具有单发和连发功能,若将木制枪套倒装在握柄后,瞬间就变成枪托,射手可以抵肩扫射,是绝佳的近战利器。

图为配备加长弹夹的盒子炮

  早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国民党逃兵将手中武器卖给红军,一支盒子炮可以卖到120块银元,而一支“汉阳造”步枪不过卖25块而已。长征途中,红军把盒子炮集中配备给一线部队的连长、排长或警卫部队,作为关键时刻的“撒手锏”。1935年突破乌江战斗中,首批尝试渡江的八名战士每人一支盒子炮、一篮子手榴弹。在突破天险腊子口的战斗中,负责迂回的敢死队员也是带着刺刀、盒子炮、手榴弹,最终神兵天降,出现在敌人身后,夺取了隘口。

  红军总司令朱德是善使盒子炮的名将,他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就用过一支盒子炮,该枪一直伴随朱德左右。长征中,每每遇险,朱德就会提着盒子炮上阵冲杀。如今,这支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盒子炮珍藏于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值得一提的是,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罗瑞卿等指挥员都有过手持盒子炮征战的时刻。

  撇开盒子炮,被长征历史铭记的其他手枪型号也不少。转轮手枪向来以高可靠性著称,不少红军领导人就拿它作为随身武器,名将陈赓就在长征中使用过美国史密斯·韦森转轮手枪,该枪长225毫米,重0.88千克,容弹6发,曾伴随陈赓经历了强渡乌江、鏖战土城、二打遵义等经典战斗。

  另外,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刘志丹非常珍爱一支勃朗宁M1900式手枪,它由比利时赫斯塔尔公司(FN)制造,枪长163毫米,重0.681千克,容弹7发。该枪是刘志丹在1935年照金镇反击战中缴获的,当时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得知消息后,刘志丹十分振奋,用小刀在手枪握把上刻了“抗日救国”四个字,以明心志。

步枪:战士的“第二生命”

  现代军队里,步枪是最基本的武器,可是红军却很难做到“人手一枪”,有步枪的战士总能引来别人羡慕的眼光。不少老红军提到,刚参加红军的战士往往只能靠长矛、梭镖来打仗,必须通过与敌人的生死搏斗,才能用缴获的步枪武装自己。

  红军用过的步枪中,“汉阳造”是当之无愧的“明星”。1931年5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枪两万支,同年9月,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缴枪1.4万支,多为“汉阳造”。“汉阳造”是汉阳兵工厂从1896年开始生产的7.92毫米口径步枪的简称,它结实耐用,能在400米外准确命中目标,加上枪身长,白刃格斗时比较占优势,这对子弹不多,通常打完三发就要冲锋的红军来说是难得的“好家什”。长征路上,无论湘江血战,还是四渡赤水,“汉阳造”都是红军最可靠的伙伴。今天,各地的长征主题纪念馆里,都不难见到这些被红军战士视为“第二生命”的老枪。

图为抵达陕北的红军使用“汉阳造”步枪训练

  除了“汉阳造”外,一些有特色的“杂系步枪”也很有故事。20世纪30年代,中国武器装备最好的两支军队,一是国民党中央军,二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后者装备过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Vz24“马四环”步枪,该枪因为短,适合骑兵使用,所以也叫马枪。Vz24的枪身下面和侧面共有四个铁环,被老百姓戏称为“马四环”,这四个铁环的作用是能以两种方式固定背带,方便骑兵在不同情况下使用。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红军全歼进犯的东北军一个师,缴获“马四环”步枪达5000支之多,这一大笔缴获着实让红军“阔气”了一把。

  鲜为人知的是,少见的英国李·恩菲尔德步枪也被红军“尝鲜”过,该枪口径为7.7毫米,中国人习惯称“英七七”,它采用后端闭锁的旋转拉式枪机,比前端闭锁枪机行程要短,所以装填子弹速度快得多,加上配用十发弹匣,比一般手动步枪的五发弹仓多了一倍,号称是“射速最快的手动步枪”。当年,“英七七”主要装备国民党桂军和川军,有不少成了红军的战利品,但由于英国枪口径太怪了,弹药难以保证,所以红军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它。

冲锋枪:狭路相逢,火力制胜

  红军常与敌人发生遭遇战,国民党军的报告里,曾出现“红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手提机枪’猛扑一点,致频频得逞”的语句。所谓“手提机枪”,是当时人们对冲锋枪的称呼。具体到红军,他们用过最多的冲锋枪非MP18/I伯格曼和晋造汤普森莫属。

  伯格曼冲锋枪诞生在一战时期的德国,整枪结构简单,由于采用自由枪机原理,射击时后坐力与枪机的前冲力相互抵消,因此射手持枪稳定性不错。更重要的是,伯格曼冲锋枪射速达400发/分,有效射程200米,如果采取集火射击方式,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火力优势。伯格曼一进入中国,就成了畅销货,内地兵工厂也纷纷仿制,由于该枪枪管外面套着多孔散热筒,以至于流传着“花机关”的说法。

图为红军战士训练使用伯格曼冲锋枪

  就红军而言,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都曾缴获过伯格曼,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10月8日,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就列出“手(提)花机关”一项。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红四团用全部轻重武器掩护22名敢死队员攀爬只剩下几根铁索的泸定桥,向大渡河对岸推进。尽管守桥的国民党川军第4旅是一帮“双枪将”(一手步枪、一手鸦片烟枪),战斗力不强,但他们用机枪封锁桥头,当敢死队靠近时又放起大火,形势仍十分危急。然而,红军勇士成功冲过封锁线,抄起随身的伯格曼冲锋枪,硬是用炽热的火网粉碎敌人的反冲锋,为大部队过桥赢得宝贵时间。

  与伯格曼相比,红军使用晋造汤普森冲锋枪的时间较晚,1936年2月,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在历时75天的战斗中,重创山西军阀阎锡山,缴获大量晋造汤普森冲锋枪。该枪仿自美国汤普森M1921型冲锋枪,射速达每分钟600发,射程150米,是不错的近战利器。1937年前后,美国记者福尔曼进入陕北,曾用相机记录下以“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整训的红军,其中就有装备晋造汤普森冲锋枪的部队。红军老战士回忆,晋造汤普森冲锋枪火力虽猛,但子弹消耗太大,对家底不厚的红军来说有些“吃不消”,况且子弹弹头是用锌做的,熔点低,有时发生“打出去就熔化”的情况,所以该枪受欢迎程度不如伯格曼。

图为 使用晋造汤普森冲锋枪的红军战士

轻重机枪:冲开封锁线的“利刃”

  20世纪上半叶,连年战乱的中国其实对军事技术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像时髦的机枪一经问世,就被大量引进。到了30年代初,国民党军装备了种类繁多的轻重机枪,而这些武器都被红军缴获过,成为其冲开一道道封锁线的“利刃”。

  当时,国民党军装备量最多,自然也是红军缴获最多的轻机枪是法国哈乞开斯1922,该枪射程为1400米,采用弹板供弹方式,容弹量15发。论性能,哈乞开斯1922并不出众,连法军自己都不要,只能倾销给中国,国民党军倒是来者不拒,谁叫法国人卖得便宜呢!1931年起,国民党中央军陆续采购了2600余挺,一些地方军阀也跟进采购,长征期间,有不少哈乞开斯1922轻机枪落入红军之手。

  就性能而言,红军用过的综合性能最好的轻机枪应是比利时生产的FN-M30,它是依据美国枪械大师勃朗宁的设计图纸制造的,使用7.92毫米子弹,不仅火力充沛,还能与多数同口径步枪(“汉阳造”除外)通用弹药。长征前,红军就从国民党中央军缴获过FN-M30,后来与滇军作战时也搞到过同型枪,因为后者只从法国军火商进口武器,而比利时的FN-M30轻机枪就是由法国人代销的。

图为比利时FN-M30轻机枪实物

  长征题材影视剧中经常露面的ZB-26捷克式轻机枪,在真实的历史中,并不是红军的骨干武器。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军是从1935年才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批量进口该枪,装备到“剿共”部队的时间就更晚,红军缴获捷克式的机会不多,自然装备数量也很少。和其他武器一样,由于既无外购渠道,又缺生产能力,红军手里的轻机枪基本靠缴获,但缴获轻机枪的难度要比缴获步枪大得多。

图为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用过的ZB-26捷克式轻机枪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装备轻机枪294挺(备弹7万发),至多给每个步兵连分配一挺,而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已把轻机枪配置到班,再考虑到弹药供应上的不同,双方火力差距就更大了。红军不得不采取集中使用机枪的办法,取得局部火力优势。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比轻机枪更精密、更昂贵的重机枪居然数量更多,达到357挺(备弹15万发)。红军一般编制重机枪连,由团或师掌握,根据战场需要,加强给重要方向。1935年争夺大渡河渡口安顺场的战斗中,红军以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掩护突击队夺取了岸滩阵地。当然,由于重机枪较重,对机动作战的红军来说负担太大,因此长征途中损失也不小。

  档案记载,红军用过的重机枪主要是卅节式,它是汉阳兵工厂根据美国M1917重机枪仿制,因其定型时间是1921年(民国十年)10月10日,定名为“卅节式”。该枪的来历挺有意思:当年一个美国军火贩子想把M1917重机枪卖给北洋军阀吴佩孚,吴私下找来汉阳兵工厂总办杨文恺,询问该厂能否仿造,得到肯定答复后,吴便将美国商人以“私贩军火”之罪关起来,机枪交给汉阳厂研究,通过技师度量尺寸和细心研究,几个月后制造成功,吴才将美国商人放走。卅节式重机枪重15.6千克,采用250发布制弹链,射程2000米。由于卅节式是根据美国原枪进行测绘仿制的,没有工艺图纸作为依据,不清楚零件制造的公差范围,导致质量并不稳定。无论国民党军还是红军,普遍感觉卅节式很难保持高速射击,往往打不了200发子弹就会卡壳。

图为红军战士使用“卅节式”重机枪

  即便如此,卅节式重机枪仍在长征中立过大功。1935年3月18日,红军行至贵州茅台镇,三架国民党飞机尾随轰炸。为了教训这帮“飞贼”,中革军委警卫营防空连(一说“教导师机枪连”)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用四挺卅节式重机枪对准敌机盘旋的空域,当一架飞机从云层钻出,企图再度俯冲轰炸时,红军机枪手一顿猛射,敌机立马被打了个“倒栽葱”,拖着长烟掉进了茅台镇旁边的赤水河。

沪造克式山炮:走完长征的“战神”

  作为中国军事类博物馆的“旗舰”,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有着太多的“镇馆之宝”,其中有一门不起眼的山炮至为珍贵。这门由上海兵工厂仿造的德国克虏伯山炮(俗称“沪造克式山炮”)是人民军队现存资格最老,经历战火最多,也是唯一经历过长征全程的重武器。

图为红二方面军带到陕北的“沪造克式山炮”

  据相关铭牌介绍,这门制造于1927年的山炮最大射程4300米,全炮可在分解后用四匹马驮载,分解后最大的部件(炮管)重115千克。从性能看,该炮只相当于一战水平,根本不入现代化军队的“法眼”,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表现却是众多先进武器所无法比拟的。1935年4月,红二、六军团联手在湖南境内发起陈家河-桃子溪战役,先在陈家河全歼国民党第58师第172旅,紧接着又消灭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第174旅,缴获山炮两门,这是红二、六军团首次缴获到敌人的山炮,全军士气大振。之前,红军还活捉了国民党第41师师长张振汉,他是炮兵出身,在红军的感化下,张振汉愿意参加红军,当了炮术教练。在围攻龙山据点时,他亲自调整炮位,炸开城门,红军领导人贺龙对此大加称赞。

  1935年11月,赶在国民党军实施新的“围剿”前,红二、六军团告别湘鄂川黔苏区,开始了长征,他们连续突破国民党军澧水、沅水封锁线,突破乌江天险,千里回旋乌蒙山,激战滇中,强渡金沙江,然后翻越八座雪山,到达甘孜,改编为红二方面军,接着又经过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进行了陇南战役,终于到达将台堡,完成了长征。

  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当年陈家河-桃子溪战役中缴获的两门山炮中只有一门保留下来。战士们为了不让这门山炮掉队,想尽了一切办法。按照常理,这门炮重约半吨的山炮应由四匹马驮载或一匹马拖曳,但红军经过的多是山区,用马匹拖曳根本不可能,况且红军队伍里的马匹非常珍贵,实在找不出多余的牲口来驮炮。于是,这门山炮在多数时间里被分解掉,由战士们身背肩扛,硬是以散件的方式运到陕北。实际上,红军将士全力呵护的不只是一门火炮,而是红军的战斗力,革命的利益。

  据统计,最终到达陕北的红军不过三万余人,重武器损失殆尽,仅有红二方面军带来的山炮弥足珍贵,剩下的“先进武器”只是一些轻重机枪,数量少得可怜。长征途中,红军没有任何后勤保障,所有的物资、装备都来自缴获,别说武器装备五花八门,就连服装也标准不一,用西方标准衡量,几乎看不出一支正规军的样子。可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富战斗精神、能够以一当百的劲旅。

  长征一结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红军接受改编,这门仅有的山炮编入八路军120师序列,参加了多次战斗。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它又作为西北野战军、第1野战军炮兵队伍中的一员,在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

  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期间,贺龙元帅认为这门山炮意义非凡,是教育人民的宝贵教材,于是亲自过问,在全军寻找该炮的下落。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门编号为“587”的山炮,使其落户军博。几十年来,它陈列在军博长征主题展厅的中央位置,向世人述说着自己的传奇。(石宏 朱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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