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性别会影响外出务工父母行为选择

前昨两天，“儿童、家庭与社会”第二届儿童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在华东理工大学举办。与会的牛津大学教授墨菲在报告中透露，她在2010-2011年、2014-2015年期间跟踪调查了中国安徽、江西两地1000多名留守儿童，对109名儿童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儿童性别会影响父母外出务工的行为选择、影响父母对子女未来的投资（主要体现为要为男孩买房），而这种行为又会给儿童带来长远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性别的再生产。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外学者、实务工作者共170多人参会。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专家们重点探讨了儿童保护的问题。

否认“重男轻女"

不过，墨菲教授否认了中国儿童存在明显“重男轻女”的说法，这位专家指出，与一般认识不同的是，在零花钱的分配、教育的投资、家务劳动上中国的留守家庭对子女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新南威尔士大学卡茨教授认为贫困与儿童虐待有着高度相关性，他认为贫困会影响父母的压力、资源以及社会资本，从而带来儿童虐待和忽视，因此必须将“儿童保护作为减贫战略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讲到中国的儿童保护政策与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留守儿童方面的保护体系，要优于西方；他也指出，西方不同国家的儿童保护体系也存在绩效不明显、成本过高等问题，希望中国能够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符合本土经验、更为全面有效的儿童保护系统。

儿童保护需创新

香港理工大学陈高凌教授在“儿童保护创新”中讲到，儿童虐待常常与家庭中其他风险因素相伴相生，最为典型的就是伴侣暴力、抑郁症、贫困等，因此他认为要及时发现这些高风险家庭，进行预防性干预。他介绍了两个香港的项目，一个是利用智能手机，学者与社工一同设计“iParent App”，帮助孕妇和丈夫在孩子出生之前，学习如何养育孩子、认识产后抑郁并进行预防；另一个项目是运用优势视角，对贫困家庭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并引入“导师”机制，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做未来发展的指导。陈教授主持的两个项目都进行了前后测，验证了其效果，推动了香港儿童保护政策的发展。

新南威尔士大学尚晓援教授分析了“中国儿童保护政策的变迁”，认为建国后中国的儿童面临了市场化、城市化、家庭规模缩小、生活社区变化等诸多挑战，生活环境的风险增多，中国需要新的儿童保护制度、亟需国家的干预。她再次重申了有底线的儿童保护制度需要儿童保护创新：“儿童保护的主管机构、针对儿童暴力的强制报告制度、针对儿童保护案件的审判处理程序、儿童的替代性养护制度”。尚教授也表示，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儿童保护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主管机构的职权、法律政策的实施仍需长期发展。

中国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的林闽钢教授分析了我国“70年儿童福利发展的路径与议题”。在发展路径上，他认为1949-2009年期间，我国的儿童福利政策是补缺型的；2010年之后，中国儿童的福利与照顾政策有了一个“转身性”的发展，从2010年国家第一次以现金补贴方式帮助孤儿、到2019年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成立，开启了“儿童福利的元年”；但是仍有诸多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儿童的权利有哪些？国家在儿童照顾中的责任是什么？儿童福利中现金补贴与社工服务如何配套？

华东理工大学谈子敏博士就我国儿童保护政策中“国家的干预边界”进行了讨论，认为要注重“儿童保护”概念的建构性，要具有文化敏感性，建立适合中国的儿童保护系统；还强调了我国的司法社工要更多关注对受害者的支持，而不只是关注对加害者的惩罚；建议在儿童保护中要发挥社工的作用，介入受虐儿童家庭的具体干预，从而更好地帮助和支持家庭。

新民晚报记者 张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