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调查｜家门口的文化活动室“样样好白相”

图说：金山区山阳镇首个市民大舞台启动 新民晚报记者 陶磊 摄

　　上海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购物、餐饮、文娱、体育、郊游场所，身边还有哪些可以供市民随时共享的文化休闲地方？答案既出乎意料，也着实让人振奋。

　　去年本市提出了“提升4500个标准化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服务功能”工作计划。广大市民称之为是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这些办在市民家门口的文化活动室，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功效？其日常运作又是怎样真正服务于市民文化生活的呢？近日，记者对沪上的一些居（村）文化活动室做了探访。

　　与此同时，海派非遗项目和传统手工艺品，美术馆里的中小学课堂，唤醒历史记忆的红色景观……如果你是有心人，便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无处不在，公共文化生活早已“润物细无声”。

　　文化活动不出社区

　　越来越多的市民空闲时乐意到社区里的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坐一坐、聊一聊、听一听、看一看、玩一玩。用居民们的话说，就是“里厢样样有，样样好白相”。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界龙村，建造有3000平方米的文化体育中心、可容纳800多人的多功能厅，还有电脑教室、图书馆、室内健身房、心理咨询室、乒乓室、医疗卫生室及篮球场、足球场、露天灯光舞池、科普画廊等，为村民提供了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学习与文体娱乐场所。村里成立了银燕二胡队、龙之韵合唱队、中老年晨操队、腰鼓队等多支文体团队，团队成员既是活动室的主要成员，又是文化服务员。

　　虹口区嘉兴街道虹叶居委会有两个活动室，创建了虹叶舞蹈队、朝阳晨操队、百姓大讲堂、虹叶书画室、“与爱童行”亲子俱乐部、巧手妈妈女红坊、美食达人分享会、绿色生活圈等12支团队，吸引700余人参与活动。

　　闵行莘庄镇康城社区建立了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邻里中心，内设健康之家、乐活之家、青春之家，以及可供文体团队活动和兴趣教育培训的“睦邻之家”，并开发了“老舅妈工作室”“法律宣传站”“邻里管家团”等公益项目。

图说：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明亮宽敞的排练室是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新民晚报记者 陈梦泽 摄

　　专业管理正规运营

　　上海图书馆协会高级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起众在调研沪上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时说，委托社会相关部门、机构实施专业化管理，正成为上海居（村）文化活动室的一大特色。

　　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保屯居委的综合文化活动室取名为“乐荟苑”，是实实惠惠的公共客厅，委托社会组织“上海海涛社工服务社”进行日常运营管理，开设有越剧、法律、生活手创、学习“微信”、家庭亲子、美食厨房等课程，平均每天有两三场公益活动，有专业老师授课，确保每次活动有主题、有内容、有成效。

　　嘉定区安亭新镇邻里文化中心是由万科集团打造和管理的公共文化艺术空间。邻里中心的大量活动则依托社会力量，如“收纳沙龙”讲座，就是由万科集团主办，邀请专业人员围绕家居收纳的主题与居民展开交流。

　　“社会力量的参与，让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获得人、财、物等多方面支持。他们的专业能力以及管理水平也为文化活动室增添了新的活力，这是保障发展的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量。”陈起众说。

图说：社区老年时装表演团队走秀 杨建正 摄

　　政府主导保障到位

　　“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政府有责任与义务保障居（村）的文化建设，发挥主导作用。”陈起众介绍说，在调研中听到的共同呼声，就是希望文化活动室建设有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制度，尤其关于人、财、物的保障。虽然公共文化建设都制定有相关保障的政策，诸如要“落实经费保障”“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建立专兼结合的人才队伍”等，但基层社区普遍觉得这些文件里的条款落到实际工作中还较难操作，因为没有具体和可行的标准，也无法切实地监督检查。

　　此外，既往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大多通过政府主导的招投标机制，实行“点单式”逐级配送，难免会流于封闭性和体制内循环。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许多社区开始不断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新方式。例如，近年来浦东新区在全国开创性地举办了好几届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大会，前来参展的供应方来自全国，涵盖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培训讲座、电影放映、图书阅览、文化活动策划、文化艺术衍生品、数字公共文化服务等各个方面，品类的丰富性及构成的多元性，为浦东民众提供了充足的文化服务产品。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王蔚

　　【调查１】

　　海派非遗项目

　　一批江南非遗在申城生根开花

　　“无论是‘上海文化’品牌建设还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实际上都为上海非遗保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我们重新认识、审视、研究、开发、利用非遗项目与资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上海社科院民俗与非遗中心秘书长毕旭玲说，这是重新梳理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相关非遗项目与资源的良机。

　　本市有不少非遗项目从名称上看不出与江南文化有关，但它确实也属于江南非遗的组成部分，散布于非遗名录中的传统技艺、传统戏剧、民间音乐与民俗等各方面，内容也比较丰富。这与上海地区的文化长期受到江南文化的濡养有关。不少历史悠久的艺术文化品种都受到了江南文化的影响，而一部分发生于江南其他区域的艺术文化品种，也在近现代的上海获得了很快的成长和很大的成功，比如淮剧。

　　此外，上海的江南非遗与稻作农业、渔业密切相关，带有明显的稻作文化与渔业文化特色。因此，不少江南非遗分布在曾以稻作农业为主，渔业发达的郊区，如青浦区、崇明岛等地。总的来说，“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提出，使海派非遗与江南非遗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这也是一个机会，使散见的相关非遗项目与资源得到重新梳理与更好的利用。

　　毕旭玲介绍，历史上长江三角洲各地区不间断的文化交融，表现为当代三省一市的非遗项目与资源的趋同性、相似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龙舞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名录十大类别中的“传统舞蹈”，在全国很多省市都能见到。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龙舞的分布密度和舞蹈种类，都可以称为全国之冠，著名的品种如浦江板凳龙、长兴百叶龙、奉化布龙、兰溪断头龙、开化香火草龙等。据统计，全国各地进入前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龙舞项目有39项，而长三角地区就有13项，占其中的三分之一。

　　那么，为何龙舞在长三角地区如此盛行呢？毕旭玲说，这与长三角水网密布，东部临海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除了是民族图腾和象征，还是一种掌管水的神，即水/海龙王。这种控制水的能力，使得龙王在多水域地区得到更多的崇拜。长三角地区也是水稻种植的发源地，不少民众以稻作农业为生。水稻生产与降水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不能过旱，也不能过涝。当天公不作美，民众不得不常常求助于龙王。比如上海松江区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舞草龙，就是一种与民众求雨仪式密切相关的舞蹈。舞草龙是松江当地民间祭祀性的龙舞仪式，因用稻草扎成龙身而得名。此后，叶榭民众便扎起了草龙，舞草龙祈雨便成为当地的一种重要的民俗活动。

　　【调查２】

　　传统手工艺品

　　手工艺制作上海伴手礼

　　在如今上海拿得出手的伴手礼中，手工艺品绝对是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创意园区副主任吴昉说：“地处沿海位置的上海，自开埠起不断接受来自海外文化的各种影响，却从未抛弃本土民俗的文化传统。这就为都市手工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新颖的研究视角。”

　　据统计，上海50余种手工艺品种中将近40%来自江苏，而浙江、广东，以及国外的、本地的各占10%，其余则来自安徽、河南、江西等地。明清时期的上海，受江南文化圈影响，部分民众富裕殷实的物质生活、一些市民隐逸的精神追求和博雅抒情的艺术人生，使上海地区的手工艺偏于人文审美的精致与意趣。如松江顾绣、嘉定竹刻、嘉定徐行草编等，都是上海地区明清手工艺的代表。1843年上海开埠后，大量苏浙移民在沪定居，更加深了上海地区的江南文化底蕴，海派都市手工艺中的玉雕、剪纸、漆器、灯彩、黄杨木雕等艺人，主要来自苏浙地区。晚清时期，上海境内将西方手工艺包括绒绣、编结、抽绣花边（绣衣）、木雕、木器、玩具、金银彩绘、玻璃制品等制作技术引入上海。吴昉说：“近年陆续推出的绒绣项圈、耳饰、项链、胸针等一系列更时尚多元的产品，吸引了年轻人的市场，为传统都市手工艺谋求到了更精彩的潜在价值。”

　　海派剪纸的创始人之一、市级非遗传承人林曦明老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尝试剪纸风格的转变。他吸收中国绘画的艺术表现灵感，将西方现代艺术语言引入海派剪纸的创新发展之中。他在作品线条与块面的处理上趋于简洁，采用单纯的大色块，使剪纸艺术散发出耐人寻味的人文情怀。林曦明也因此被称为“剪纸诗人”。

　　再以继承浙江传统木雕技艺的海派黄杨木雕为例，题材内容丰富，包括了农村题材、历史题材、儿童题材、都市生活题材、现实题材等。丰富的手工业生产与贸易行当，是当时上海主要的城市面貌之一，诸如《馄饨担》《补碗》《磨剪刀》《爆米花》《耍猴》等主题作品，在海派黄杨木雕中都有生动表现。

　　“上海都市手工艺的当下性与生活主题，让文化的传承与改变更易于为市民所接受，民俗文化流变的都市环境，也为都市手工艺赋予了更多元的发展空间，为赢得更多市民群体的认同提供了机遇。”吴昉说。

　　【调查３】

　　公共文化空间

　　中小学课堂搬进了美术馆

　　上海的美术馆也呈现“井喷”现象，其发展数量十分喜人。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市有82家美术馆，其中国有美术馆18家，民营美术馆64家，仅2017年就新增加9家民营美术馆。这一年，全市的美术馆共举办展览723场，参观人数达617万人次，美术馆公共教育活动共举办3357场，活动参与人数超过16万。

　　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应当鼓励美术馆在做好日常公共教育活动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点、条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与其他社会单位联系或建立合作关系，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美术馆应当对学校开展各类相关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上海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奕华介绍，近年来，美术馆的教育服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社会影响力上都有明显提升，绝大多数美术馆都设有公共教育部，拥有主打的教育品牌和常态的教育活动，致力于打造特色化的教育品牌，正成为市民喜爱的公共文化空间。

　　中华艺术宫是以收藏保管、学术研究、陈列展示、普及教育和对外交流为基本职能的艺术博物馆。中华艺术宫全年数百场对社会开放、免费预约的公共教育活动，涵盖了讲座、导览、分享会、朗读会、脱口秀、沙龙、对话、亲子活动、儿童工作坊、青少年活动、成人体验活动、志愿者体验活动、音乐会等各类活动形式，尤以双休日和节假日最为热闹。从公共教育活动涉及的门类看，既有传统艺术门类，如中国画、书法、篆刻和非遗等，也有西方艺术门类，如油画、雕塑、当代艺术等普及讲座和体验活动。

　　上海梅尔尼科夫美术馆于2010年开馆，是以俄罗斯当代艺术大师梅尔尼科夫姓氏命名的我国唯一艺术机构。为配合静安区中小学美育课程改革，改变美术教学主要局限在学校课堂内的现状，探索美术馆现场教学模式，静安区已选择6家中小学作为试点，将现场教学内容列入教学计划，实行课内课外教学相结合，从而让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活动课程化。

　　【调查４】

　　红色文化景观

　　唤醒城市红色景观历史记忆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田兆元认为，民俗叙事由语言叙事（口头的、书面的）、仪式行为叙事、物象叙事（图像的、景观的、人造的和自然的）三部分组成。景观叙事是将景观视为一个空间文本，让景观讲述历史、唤醒记忆，从而以空间直观的形式实现景观叙事的记忆功能。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邱爱园以四行仓库纪念馆为例解释说，景观叙事是通过静态形象或营造一种场景来叙事，包含有特定的叙事内容和特定的教育意义。比如，“舍生取义”雕塑，塑造了从天而降的21岁敢死队员陈树生的形象，向民众传达了不畏牺牲的精神。“红色景观叙事的教育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观导向作用。与其他的艺术景观追求视觉的冲击和思维的碰撞不同，红色文化景观更重视其教育价值。”邱爱园说。

　　在上海，像四行仓库这样的红色文化景观十分丰富。上海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包括红色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两大类。前者包括各类故居、旧居、雕塑、纪念物等，后者则主要包括以讲述和传播红色历史、红色风物、红色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红色传说故事、红色曲艺、红色戏剧等。毕旭玲提出，红色非遗资源对上海城市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加强对上海红色非遗的研究与保护，不仅对上海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全国其他地区红色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也很有借鉴意义。

　　可惜的是，在现有的上海市非遗名录中，仅在“川沙民间故事”“沪上闻人名宅掌故与口碑”等少数非遗项目中保存了一些红色非遗资源。毕旭玲表示，红色非遗资源的发掘、保护，应该成为未来上海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

　　【记者手记】

　　公共文化服务需破壁垒

　　从建在居民家门口的文化活动室，到遍及各区的非遗传承项目，再到逐渐成为网红的时尚伴手礼，还有主打教育功能的红色文化景观……上海文化的品牌正在熠熠生辉。这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可缺位。因为，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出资建设，更要使各项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保障建好、用好和管好各个文化项目，彻底改变过去“重建轻用”的弊病，使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切切实实地享受到优质的、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

　　近年来，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的品牌产品，每年都会推出一批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始终聚焦于本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发展。可以说，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环节上，上海文化的品牌建设正在不断破壁垒、创新路并取得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