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聊以自慰的收获

　　在70年的笔耕历程中，我没有尝到硕果累累的喜悦，只是偶尔有过一点聊以自慰的收获。

图说：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束沛德

　　如果从1947年11月我写的一篇小小说《一个最沉痛的日子》获征文荣誉奖算起，到2017年10月我新出版一本散文集《爱心连着童心》为止，1947——2017，我与文字打交道，已整整七十个春秋。

　　我是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长期在文学团体、宣传部门做秘书工作，日常工作始终离不开笔杆子。写报告、讲话、总结、汇报之类应用文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因此，原本不是作家的我，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同事们戏称为“文件作家”。

　　写散文、评论，虽说在中学、大学时代就起步，但写作成果乏善可陈。

　　退休前一心扑在工作上，写得很少，除结合工作需要写了点儿童文学评论外，几乎没有涉足散文写作。从一线退下来之后，世纪之交，金波先生一再鼓励我加盟他主编的写自己人生故事、写作故事的《蓝夜书屋》丛书，这才点燃了我的写作热情，促使我打开记忆的匣子，去写那“少年记者梦”、“青春秘书缘”等。打那之后，我就断断续续写点记叙成长历程、师友风采、异域风情的纪实文字。从年届花甲出第一本文学评论集，至今20多年，也先后出版了十五、六本评论集和散文集。可是质量平平，没写出什么有分量和特色的东西。

　　回望70年笔耕历程，从没尝到硕果累累的喜悦，只是偶尔有过一点聊以自慰的收获：

　　一是留下一篇多少有点影响的“代表作”。

　　我26岁时写的、发表于1957年《文艺报》的《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至今仍被论者和文友认为是一篇“充满创见”、“在50年代卓尔不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的重要理论之作。这篇文章先后被收入《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年》等10多种选本。几年前，柯岩逝世后，没想到在她的生平中也正儿八经地写上：“儿童文学评论家束沛德当时就对柯岩的儿童诗给予了很高评价”。对此，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总算留下一篇经受时间检验、还没被遗忘的文章；忧的是写了大半辈子，竟再也写不出一篇超越少作的文章。这未免让我沮丧。

　　二是有幸分享了一次坦诚的、风清气正的拙作座谈会。

　　2006年我出了一本自叙人生旅程的散文集《岁月风铃》。那年我年届75，学习写作将满60周年，作协儿委会的朋友有意搞点什么活动表示祝贺。正好赶上作协儿委会在西双版纳举行一年一度的年会，于是“顺路搭车”，在年会期间，抽空举行了一次《岁月风铃》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可说是风清气正。会议参加者除儿委会成员外，没另请相关领导，也没请媒体朋友。会议没发审读费，也没发车马费。会议室里不摆名签，随意入座。朋友们的发言把我的为文与为人联系起来评说，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情深意切的赞扬，也有直言不讳的批评。既肯定这本书“折射了中国文坛的风云变幻”，“展示了作者的人格魅力”，也指出它“过于朴实，略输文采”，“有些拘谨，没完全放开”。

　　这样一次以文会友、坦诚相见、感情交流、心灵碰撞的会，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难以忘怀。

　　三是为中国作协提供了一本“个人化的别样‘会史’”。

　　从1952年跨进中国作协门槛，到2007年告别作协儿委会，我在作协工作了大半辈子。作为一个“老作协”，记录下自己走过的文学路，并为作协乃至当代文坛留下几帧真切的史影，一直是我萦绕于怀的一个愿望。2015年《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问世，算是稍稍了却了我的心愿。论者、文友肯定这本书“具有独特和丰富的文学史料价值，同时又是一部平实质朴的个人心路历程的回忆录”，“真实抒写曲折而‘典型’的人生”，“‘我’的精神世界堪称共和国时期一代文学组织者的典型个案”，“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些评价也许是过誉了，但我相信朋友们热切呼唤撰写一部中国作协会史的声音是真诚的。

　　谈起自己写作上的成败得失，当然，我不会忘记在文坛风风雨雨中也跟风当过“炮手”，也不会忘记在“大跃进”年代，下放期间主编县报宣扬过浮夸风，更不会忘记不堪回首的动乱岁月，违心地写过斗私批修的文字。笔耕园地上留下的这些脚印是无法抹掉的，那是刻骨铭心的。

　　多年来，在文学前辈名家的指引下，写作上我力求恪守真诚与勤奋这两点。我相信真挚比技巧更重要，天真比才华更重要。我把巴老的名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当做自己为人为文的准则。我还相信勤奋比天赋更重要，勤能补拙。我牢牢记住两位老领导说的：“要把写作当作日课，一天不动笔就算缺勤”（沙汀语）；“无论工作多忙，都要坚持读作品、写文章，否则，会员不会承认、接受你这个文化官员”（张光年语）。

　　鸡年岁末，面对文友、同事“身健笔健”的美好祝愿，年届耄耋的我，似已感到力不从心，不是那么信心满满。但在辞旧迎新的日记上还是写下一句勉励自己的话：珍惜与文字结下的情缘，只要力所能及，不轻易放下手中的笔。（束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