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联有感

我不会写对联，但喜欢读，每每见有好的联句，总要驻足欣赏、反复玩味。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从声韵、对仗、意境上都是很有功力的，颇耐玩味。

学习写联，可以掌握驾驭文字的功夫和提高文学修养。小时候读书，少不了声律启蒙，但没用功学，又不能不学，老师的戒尺不是吃素的。什么“晴对雨，地对天，天地对山川，山川对草木，赤壁对青田”，什么“孙子策，祖生鞭，盛席对华筵，解醉知茶力，消愁识酒权，丝剪芰荷开东沼，锦妆凫雁泛温泉”，背得滚瓜烂熟，但到头来还是只能写出上联。

后来，又读了一点书，不知天高地厚，逢年过节，也写起对联来。现在想起来，有点“南郭吹竽久混真”的味道。但我无论如何混不过去，书者多是行家，我无非凑个热闹，增加一点节日气氛，真要掂斤论两，就无地自容：不是“合掌”，就是“失对”，驴头不对马嘴。

多少年过去，走走看看，积累了一点心得，觉得多研究楹联，对自己的创作、提高文学修养，确是不无好处的。

骈文中的偶句，赋文的用典，演化到楹联，便是很好的“对子”。所以说，诗词歌赋是对联之母，而对联又是文学知识的“快餐”。

春联究竟起于何时，说法不一，版本很多。有的说是起于明太祖，“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那时候叫门帖，朱元璋也曾以门帖赐朝臣公卿——此说有一定道理。自明以后，民间使用楹联的频率渐高，坊间百业，寺庙道观，庆典活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对子”，成为中国最接地气的文化。

读《红楼梦》，就看到那时候对对子已经普遍。该书第五十三回：“且说宝琴是初次进贾祠观看，一面细细留神，打量这宗祠：……两边有一副长联，写道：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抱厦前面悬一块九龙金匾，写道：‘星辉辅弼’。乃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写道是：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也是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傍边一副对联，写道是：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宁荣。俱是御笔……”看来与“御笔”关系甚大。

在曹雪芹那个时代，想必这类文化活动是很盛行的。小说反映的只是当时的一鳞半爪，现在叫“冰山一角”。那时的门帖，在公卿士庶府邸盛行，民间大抵仍以桃符庆春，更不及那种雍容华贵。

至于挽联，是带“伤痕”的，追念逝者，文字总是往好里说。

但在乡间，死了人，就很少见到这样溢美的对子。我见到过乡村有人病重，弥留之际，乡邻都到他家里默默守护，人们低着头，抚着那人的手，神情黯然，流着眼泪，及至断气，才听到嘤嘤的抽泣声传出——以这种沉痛送别。我想，除了死者平日的德行可嘉外，村里人真挚悲摧的感情，也令人动容。这情感平日被封存着，口碑在言谈中，没有什么“功垂千秋”、“名昭万世”、“世代楷模”、“永垂竹帛”之类的“抬举”。倒是夜间，道士在简陋的灵堂所唱的挽歌，却是生死大实话：“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这其实是高翥的诗句，被拿来做了大实话。

鲁迅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见解：“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孔子对颜渊说：“窥其门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尽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见其里，未谓精微者也。”（《韩诗外传》卷二）这是说学诗的境界，读诗如此，读联不亦乎？

任何学问，都有其堂奥，“不能见其里，未谓精微者也”，所谓“咏先王之风”，“亦可发愤忘食”，都是只见其表，未能登堂入室，按理还是没有谈论诗的资格。学诗，或做学问，应该像孔子那样，进入奥藏，进入“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的境界；如能找到作品中蕴藏着的作者真实的情感、情绪，那就更完美了。（刘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