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我们像家人

1979年，我二十五岁，开始去《上海文学》。当时大学正放暑假，有天收到一封短信，“《两代人》一稿我们看了，觉得基础很好，但有些地方需作修改”，让我去找于炳坤同志面谈。下面盖着“上海文学编辑部小说散文组”的蓝色方章。7月13日下午，我第一次到巨鹿路675号，上主楼304室。

因为《两代人》，于炳坤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他很敬业，尊重业余作者，只要别说稿子，人是很随和的。他一尊重，我就放刁和他吵架了。他要删我的稿子，一个从没发表过小说的年轻人，看着被肢解的作品，心痛啊，死活不肯同意，逐字逐句地顶嘴。他删完了，让我重抄一遍，我把删了的又给抄了回去。比我更绝的是曹冠龙，他自己跑到印刷厂，理直气壮地把删去的字句改回来。厂里还以为他是编辑部派来的。小说尚未发表，我们两个就以“不肯改稿”出了名，真是反了。

那时，发表一篇小说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是多少人的梦想啊！现在想想，那时候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多么纯洁美好。我并不认识任何文学界的人，属于“自发来稿”的作者，态度又很嚣张，更无什么送礼一说，他们竟然也宽容了。尽管艺术见解不全一样，但他们非常敬业，爱才，一切为了文学。

自从得到五十四元钱稿费后，有一阵，我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最多的上海作者，参加过他们组织的几乎所有笔会，获得三次小说奖。1981年，我代编过一期“上海青年作者专号”，妄图攫取这期的“终审权”。我认识《上海文学》后面一半年岁的历任主编大人。记得有次上莫干山正逢大雨，在我们起哄下，害着眼病的老王蒙着一只眼睛和彭老师在剑池边的凉亭里悠悠起舞，他说地上有水，自己没发挥出来。1985年，茹志鹃老师叮嘱我快办调动手续，那时上海作协终于争取到了五个专业作家的名额，她要我而不要自己出了名的女儿进来。我和朋友闲谈中曾说，有一两个月，我是上海唯一的专业作家。

记得李子云老师特地把我召去，为的是我小说中的一个词：“苟活”。她是评论家，一眼看出我“太消极了”。我想给她点好印象，退让地说，那么改成“存活”吧。她和蔼地追问我为什么不肯说“生活”？有编辑暗地劝阻我别跟赵自先生争执（为别人的稿子），他有高血压。事情过去，老赵对我还是非常亲切。我曾和肖岗先生长谈数小时，想说服他签发马原的一篇小说，他嬉皮笑脸但依旧不发。有编辑打电话密报周介人先生删了我《蓝色》中的一句话，我赶去把他从午休的床上叫起来，我说老周你老了太老了，根本不懂。他缠不过我，只好把那句话勾了回来，要我文责自负。他多次跟我叹过编辑部的苦经，编稿子好办，没钱苦啊。记忆中，和一见我就坏笑的蔡翔没什么故事。

许多年里，我们像家人一样，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欢笑、感伤和吵架。前辈们渐渐少下去了，我已无法告诉他们对往日鲁莽的歉疚，对那些年头的留恋、怀想。现在，祝愿我的母刊《上海文学》长命百岁，郁郁葱葱！（陈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