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65岁的文学月刊,《上海文学》从来不缺少好编辑,始终等待着好作品。
1986年,我的短篇《风中鸟》在《上海文学》九期发表,次年获《上海文学》奖。有一天主编周介人对我说,宇澄,你来当编辑吧。我就这样做了《上海文学》编辑,至今已30年。
记得刚到杂志社不久,我就用红笔把某老作家的稿子改成了“大花脸”,让周老师吓一跳,这是手写字的黄金年代,来稿都是手写或复写(两纸之间垫“蓝印纸”复制),作者再难看的字,编辑都能习惯。编辑联系作者,也就是真正意义的笔谈。
记忆中,周老师稿签上的钢笔字最是漂亮,翻开每一期新刊,都有他致“亲爱的读者”卷首语,内文的页面是深深浅浅的铅活字效果,时间多么缓慢,炎热的夏天,老编辑在作协大厅的角落铺草席午休,302房间壁橱,发现了一架1930年代华生老电扇,标有1950年代公家印记,打开最慢一档开关,也几乎就是狂风,稿纸乱飞。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用壁橱里一套理发工具为同事理发,有几次王安忆走进来说,金宇澄,帮我剪一下头发好伐。那年代,就是这样的手工场面。
那时候常开笔会,常接送作者,一次是同姚育明接史铁生,才知道轮椅根本不解决问题,必须背着铁生走下卧铺车厢,我和铁生差一点摔倒在月台。另一次,也是和小姚,忘记送哪位作者了,好不容易上了一辆出租车,听说是赶火车,司机故意开得极慢,等捱到了站,离开车只七八分钟,三人一路跑得满面流汗,客人跳上踏板,火车立刻开动了。
1990年代宁静的编辑部,慢慢流动起各式人等,既是来投稿,也借用电话总机大谈塑料粒子、钢材、桑塔纳、出国拒签,流浪诗人蓬头垢面,失恋失业农民工,“开天眼”的气功大师(就是眉心另有一只眼,晚上也不闭合),组稿“企业报告文学”的狡猾个体户,包括“老军医”自报家门,喂喂,帮我登两年膏药广告好不好?配合那年头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如梦如幻,多么难忘。
怀念周老师创导的“万字内短篇小说”“新市民小说”,这是《上海文学》难忘的一对文学身影,前者体现了1980年代讲究质地的文本,后者则完全符合了杂错细密的改革世相。1980、1990中国小说的变更,正是在这两个范围内起伏,讲究文本时代,对编辑眼光是最严格的考验,内容重要吗,或许,形式更重要——读者一眼看的就是形式啊,那火热的文学时代,正需要彰显个人色彩的辨识度,跳荡激流,沸沸扬扬,水花四溅;等到后者的1990,河面忽然迟缓起来,相互呈现各自漩涡的复杂,各种风景的细致,大同小异,生活忽然就变了,变得那么有头有尾,从此一头扎进了“故事完整性”的轮回,在我眼里,这1990的文学状态一直维系至今,基本不再移动。
说老实话,编辑和作者,基本不算一路人,或许作者更愿意是和作者来往,视编辑为另一种职业是肯定的——往往在作者并不了解编辑的情况下,编辑已相当了解作者了,脾气性格经历等情况大致如何,编辑心知肚明,作者却不会如此深究编辑,这是供求关系的原因。比如作者稍稍出了名,容易看轻编辑,自家并没意识到,编辑已知道了,有开始称编辑为老师的,然后“老王”“老张”,再后来,就是点一点头,甚至不认识了等等现象。
话虽如此,编辑仍然一如既往地联系着作者,始终高度关注稿件,这是文学杂志的编辑使命,他们最为朝思暮想的,是忽然收到一份最独特的稿件,最不能原谅的过失和悔恨(不会有这情况),退掉了一部好小说——每一本杂志都期待的那种好小说,他们退掉中低层次的稿子往往毫不足惜,因为这方面的产量源源不断。文学杂志的编辑,肯定要比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敏锐,因为,他们始终在面对原创的第一线——《上海文学》新老几代编辑,始终担当着这份同样的使命,这本65华诞的文学月刊,从来不缺少好编辑,始终等待着好作品。(金宇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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