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马振骋：“我喜欢流浪猫，它浪漫”

　　“我喜欢流浪猫，因为，它浪漫。”那天我们一起下楼，主人带了一盒猫粮去喂流浪猫。主人说到“浪漫”两字时，“浪”还带着一点点滑音。第一次听到用“浪漫”来形容流浪猫，第一次感受到人和流浪猫之间“谈恋爱”一般的关系。主人是不经意地说，客人却像是在剧院听到一句绝妙的台词，击掌叫好。

　　这有点像是法国人的口吻，甚至像是发生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咖啡馆的“闲聊波尔卡”。但主人是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了，不过，主人是熟稔法国文化的，乃至熟稔巴黎那些街角和老房子的楼梯窗户。

　　这位主人，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大家马振骋。

　　很多人通过《小王子》和《蒙田随笔全集》知道了马振骋的名字。事实上，这位首届傅雷翻译奖得主，翻译过包括纪德、波伏娃、昆德拉、杜拉斯在内的很多经典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波伏娃《人总是要死的》，早在1985年就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还有一个事实，当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还在马先生任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法语教授时，我和马先生已经认识，并且，他就是我的作者了。

　　三十年前我和马振骋先生认识的时候，彼此就是“老马”“小马”这么称呼。我其实是有点汗颜的。虽然称呼着“老马”，心里他却是一位让我崇敬的绅士式先生。

　　1.可能是因为微微谢顶，这一声“老马”就坐实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还是《文学角》杂志的编辑。某天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称赞了一番我们的杂志，也婉转批评了我们：很好的一本杂志，你们寄来时总是一折二，塞在狭长条信封里，读起来非常不舒服，以后你们不要寄了，我家离作家协会不远，我自己来拿。几天后，这位读者来了，就是马振骋。因为和我是本家，年长于我，我们便以老马小马互称。还有一个意外的原因，老马的名字中的“骋”，许多人读白字了，读成了“马振聘”或者“马振俜”，也或者就这么写错了。唯有“老马”，什么错都被掩盖了。

　　老马对杂志装帧完整要求很高，为人很随和，一点点看不出大学教授的架子。他说，越是喜欢的杂志，越是接受不了杂志的折损，好像一件很好的衣服却弄得皱巴巴一样。

　　当年的老马，并没有到要叫老马的年纪，比我现在的年纪要小好几岁。可能是老马微微谢顶，也可能是当时的称谓很朴实，这一声“老马”就坐实了。三十年后的老马，谢顶依旧，肥瘦依旧，还是原来的轮廓，远没有要改称为“马老”，这一声“老马”就名副其实了。

　　与老马认识不久，《文学角》改刊为《海上文坛》。老马又成了《海上文坛》“时代阅览室”栏目最重要的译者。1990年代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海上文坛》的开放性风格发放了通行证，文化和文化人的工作受到社会的推崇；也得益于彼时互联网还处于怀胎十月，世界社会文化信息需要纸质媒体来传播，“时代阅览室”便是介绍国际文化杂志文章的窗口。我需要译者，同时需要译者手里有国外新出版的杂志，这在当时是稀缺资源。

　　老马恰恰是最符合我的要求，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个栏目的首选译者，按照当下的流行语，老马是首席。他和我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老马有法国杂志，又有对法兰西社会市井民风的了然，当然还是翻译家，给我编译些许法文文章，也是很轻松的事情。

图说： 老 马的家和老马本人一样浪漫

　　经常会有这样一个下午，老马夹了一叠法语杂志，到了《海上文坛》编辑部，在爱神花园洋房里。老马铺开杂志，给我讲杂志里的外国故事，我文盲般地问，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那篇文章写的是什么。间或，我会一声长叹：不识字，苦啊。那时候咖啡还是奢侈品，办公室里还没有饮水机，那一杯水，是从热水瓶里倒出来的。

　　这倒是反而多了海阔天空的谈资，从西方文化的文章一聊就聊到了文章之外。老马是健谈的，颇受办公室同事欢迎，一如他现在也是很受读者欢迎一样。他不居高，也不低眉；他言语风趣俏皮，却不流俗，他待人随和，却有主张；他有不屑，却绝少愠怒。我们几乎每一次的聊天总是无主题无边界的，没有咖啡的形式，却不缺乏咖啡的精神。

　　很多年之后我一直在想，这种聊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似乎了解了老马很多很多，却又是知之甚少。记忆中，我们很少谈论各自的生活状态。我知道老马曾经留学法国，或许就是我很粗心，我并不知道，老马刚刚从法国留学一年回来。这一年对于老马的翻译生涯是画龙点睛，对于我做责任编辑的《海上文坛》“时代阅览室”，简直是天赐的礼物：每个月至少有一篇万把字的编译文章，有时候还会有两篇。《海上文坛》的名气是和老马有关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过巴黎的人还很少，若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很值得说说的，如同现在出国旅游频频朋友圈发九宫格微信一样，但老马很少说到过自己在巴黎的新奇遭遇，如同老马很少谈论自己几十年的经历。用老马经常引用的蒙田那句话来说，“要活在当下”，倒是很绝妙的注解。

　　2.写字台上的写字板，约莫三十度的斜面

　　喜欢和老马聊天，也喜欢看他的稿子。那时候写文章还处于手工业阶段，办公室没有电脑，个人也没有电脑——时至如今，老马的写作翻译习惯，也依旧传承着手工业时代的经典模式。

　　老马是在文稿纸上写作，草稿一遍，誊写又是一遍。誊写稿难免还是会有改，老马也会，但是老马上万字的文稿从不涂改，偶有写错，他必定是剪了一小格文稿纸贴上去，比小学生的作文本还认真。看到老马对自己稿子的苛求，就理解他对杂志折损的不习惯了。看这样的稿子，会觉得自己的编辑工作很被尊重。

图说：马振骋至今仍坚持手写译稿

　　那时候杂志社离老马家不远，也常去他家里组稿，喝咖啡，聊天。看到了他的写字台，确切地说，是看到了写字台上的写字板，约莫三十度的斜面，很显眼。我坐在写字台边，试一试写字板的感觉，不需要伏案，想象力似乎就增加了，写起字来别有一种享受和惬意，而不是爬格子的苦劳。老马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这张写字台上完成。桌上笔筒有笔有剪刀，那剪刀便是用来剪一小格一小格文稿纸，再粘上去的。

　　最近，在老马书房里，又见到了这块写字板，我对它的亲切感，一定是超过其他人的。《蒙田全集》厚厚四本，五年的时光，就是在这一块写字板上，一字一字从原文翻译为中文。如果向前追溯，那么这块写字板大约见证了老马的所有译著了。在旧居，老马的写字台是面窗，如今的新居，其实也已经乔迁近二十年了，还是面窗，并且窗外是数百米开阔的一览无遗，马路、小楼、花园在几十米之下的地面交错。如今高楼很多，但是窗外视野开阔很少。老马在与蒙田神交之时，难免“头皮发麻”，也就起身，或是远望，或是俯瞰。忽而，一个灵感飞进窗口，头皮不麻了，又开始了和蒙田相隔四百多年的错时代对话。去做客的那天，老马打开iPad给我们看他拍的窗外照片，还给我们讲底下小洋楼的往事传奇。我看到过些许采访过老马的文章，都写到了老马家里窗外景致。我在想，这窗外的景致，也应该算在《蒙田全集》翻译过程中的元素了。

　　空闲时，我也在看《蒙田全集》。几十年来阅读能力也不算低，但是对这本书，我必须默读，根本做不到一目十行：不仅在于它精深，也在于它有趣，忍不住要回味。若是快餐式的阅读，一定会漏过许多精彩。

　　3.一边翻译《蒙田全集》，一边恨得要死

　　我无法想象这样的巨著是如何翻译的。据说出版社最初的设想是请几位翻译家分而译之，老马是被约请的首席。老马婉谢了。老马觉得这部书只能是一人单独翻译，才能保证全书风格的统一。于是，一项称得上“浩瀚”的工程，在老马的写字板上开始了。五年的翻译过程中，老马也从古稀向耄耋迈步，因为“蒙田是一位和自己深有共鸣的作家，做喜欢的事就没什么辛苦。”

　　我看到网易记者有一段采访，蛮是真切的：翻译《蒙田全集》时，马振骋是“一边翻一边恨得要死”。当时，对照翻译的原文用的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62年的版本：四百年前的古典笔法，不分段落，“看得人头皮发麻”。文字中掺杂着古法语，有点类似清末的白话文，有时要猜着意思译，翻起来“每一句话都让人头疼”。

　　这么一位几乎每天要做着优雅不乏枯燥、精深充满艰涩的案头翻译的老马，这些年来还一直是诸多文化讲座、文化活动的“老听客”。有一次我和篆刻家陆康先生等朋友在上海图书馆对话，老马没有事先告知，来了，坐在不显眼的座位，感觉像是个需要打发时间的人。自从思南公馆有了文化讲座，这位“老听客”每场必到，以致后来被封为“荣誉读者”。某一天，这位“荣誉听众”从听众席走到了嘉宾席，他发言的开头很平和：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个群体是我很喜欢的，大家笑眯眯的，我在大楼里面住了十几年，见面的时候邻居倒很少笑过。

图说：马振骋和本文作者马尚龙合影

　　老马的平和，既是人文的态度，也是幽默俏皮的元素，而且，就是马振骋式的。恰如他曾如此介绍蒙田：几年前上海国际文学周请了很多外国作家做讲座，有一个人说，马老师你翻的书的作者怎么没有来？我说蒙田在地底下四百年了，站不起来了，他没有办法过来。

　　这样的语气、语调、语句，在于老马几十年来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魅力，应该也是和一生翻译法国文学有关的。他把蒙田介绍给了读者，他走进了蒙田的世界，或者说是带着些许蒙田式光彩。于是我又会很自然想起来，三十年前，有幸可以“垄断”式地拥有老马这样的作者，为《海上文坛》增色很多很多。我清楚地记得，令上海众多名作家第一次集体感受到老马翻译文章的震撼力的是米拉·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恰是刊登在《海上文坛》，对了，责任编辑便是当年的小马。我终于发现并且心里承认我的“私念”，这么多年来一直以老马小马和马先生互称，其实是在证明我和马先生的关系久远；老马则是一直在配合我。

　　有一天和老马共同参加一个活动，我们依旧“老马”“小马”地称呼。同道悄悄问我老马是谁，我告诉他，老马就是《人总是要死的》《小王子》《蒙田随笔全集》的译者，傅雷翻译奖获得者……同道略略惊诧，他就是马振骋先生？是啊，老马，就是马振骋先生。（马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