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我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我生长在广东，但是命运却让我的一生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在上海，我有幸师从谈家桢先生，开启了我的遗传学求学生涯。1976年那年我十七岁，是广东省仲恺农校二年级学生。有一次我读了科学出版社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要》一书，读到谈家桢在会上的发言，产生了到复旦大学跟随谈家桢教授学习遗传学的强烈愿望。于是我鼓起勇气，给谈先生去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谈先生的回信，欢迎我报考复旦大学生物系。按国家当时的规定，中专毕业生必须接受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三年后才能报考高校，而且当年复旦大学仅限华东地区招生，是无法招收广东考生的。谈先生与广东和上海市高校招生委员会多方联系，使我终于有机会跨区报考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从此走上了遗传学研究之路。

在上海，我遇到了黄淑帧医师，并喜结连理。1964年5月,在复旦大学校庆学术报告会上，我做了关于血红蛋白生化遗传的学术报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吴文彦主任听后联想到她曾遇到过一个呈显性遗传的紫绀病人，即派她的助手黄淑帧送来病人的血标本，我们应用当时先进的血红蛋白分子杂交技术，很快鉴定出这是一种血红蛋白M病，成为国内鉴定的第一种异常血红蛋白，也促使我和黄淑帧结为终生伴侣。从此我们一起合作攻克科研难关。我们的女儿曾凡一从小耳濡目染，对医学和生物产生了兴趣。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和生物学双博士学位后，毫不犹豫地回国，和我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2009年她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利用iPS细胞获得了具有繁殖能力的小鼠“小小”，首次证明了iPS细胞具有和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多能性。这项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自然》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世界十大医学突破之一。

在上海，我和夫人黄淑帧创建了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1978年春，我受上海市卫生局委托，在上海市儿童医院筹办了一期医学遗传学习班，成立了上海医学遗传研究室。我们在血红蛋白化学结构与功能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基因诊断探索。我们在国内率先完成了各型地中海贫血、苯丙酮尿症、杜氏肌营养不良，血友病B，亨廷顿舞蹈症等遗传病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研究论文发表在《柳叶刀》等国际权威医学学术刊物上，奠定了研究室在遗传病基因诊断领域的学术地位。1990年，研究室改制为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基因治疗、转基因动物制药、胚胎工程和干细胞研究。通过学科交叉、多学科合作，完成了奶牛性别决定基因SRY的克隆和性别控制；研制成功转基因羊和转基因牛，从而把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引向基础和应用研究相结合，走上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我们的转基因羊和转基因牛科研成果先后两次被两院院士选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干细胞研究被选为“中国十大基础研究新闻”。

科学是无止境的，最近我们又通过转基因牛、羊的奶汁来生产珍贵的药物和蛋白质，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年轻的一代遗传所人在曾凡一所长的带领下继续砥砺前行。

上海，承载了我一生的追求和愿望。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放眼全国，走向世界，从一个产品的研发到一代产业的升级，进而引领生物医药行业的跨跃式发展，这是我们几代人努力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有人问我哪来的劲儿，其实我只是具备了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品德。（曾溢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