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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二老的倾盖之交,贝聿铭曾为《陈从周传》写序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陈馨     编辑:徐婉青     2019-05-17 15:41 | |

  

    贝聿铭说过,他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位是在法国的赵无极,一位是在中国的陈从周。去年,是陈从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在梓室看到不少二老交往的珍贵物件,有贝先生写给陈先生的信,有二老的许多合影。我知道,陈从周先生的女儿陈馨女士近年写过一些回忆父亲的文章,便在微信上问她,正巧,她确有一篇写二老交往的长文,便请她发给我们。今天我们发表这篇记叙陈从周先生和贝聿铭先生交往故事的长文,以表达我们对贝先生的怀念。在此,感谢陈馨女士赐稿,也感谢乐峰先生提供图片。(江砚)

1982年10月,贝聿铭和陈从周在香山

  “择境殊择交,厌直不厌曲”,这两句话可为贝先生做人与设计作写照。

  ——陈从周《贝聿铭与香山饭店》

  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说:“我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是在法国的赵无极,另一位是中国的陈从周。”如同得到老一辈知名学者赏识一样,是那本不胫而走的《苏州园林》使他们成为志趣相投,情同手足的亲密朋友,他们年龄相仿,有点戚谊,又是旧知,互以“兄”相称。


  相识恨晚

  1978年初冬,园里的芭蕉修竹凋落了,枯叶铺“梓园”,来不及清扫,然那一树临窗枫叶却在墙角逞红。上海市外办来电通知同济大学,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要访陈从周,让父亲速去学校。父亲刚接待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先生,正为筹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轩”工程而奔忙,母亲问丈夫:“先生,贝先生为什么要找你啊?还是穿那件新赶做的深灰色中山装吧。”她总是事事处处地为他而想,是四十年相处之爱,“蔗境老来回味永,梅花冷处得香遍。”是父亲对爱妻的写实。虽然也闻贝先生为陈从周“明轩”设计方案的通过出了“推波助澜”之力,可这不期而然的“通知”,使父亲不知怎么回答妻子了,他含糊其辞道:“师母,见了面就知道了,你不要担心。”我父母间从来是随学生称呼“先生”“师母”的,既亲切,又尊重。

  在锦江饭店二楼的一间会客室里,贝先生等着陈从周的到来,初次见面却犹如久别的老朋友重逢,他们谈笑风生,相识恨晚,美学,哲学,建筑无所不涉,皆有同样的看法。这一次他们谈了很多中国园林与民居问题,又同去看了许多江南园林和民宅,贝先生匆匆而归。我父亲则数日后登上瑞士航班,在晴天蔚海的上空飞行了十三个小时,抵达纽约,去大都会博物馆筹建中国庭院“明轩”。

1981年4月25日贝聿铭第一次在同济大学做讲座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资料图)

  作为东道主,贝先生热情地邀我父亲去他的寓所,贝府滨曼哈顿河,一栋三楼的独居住宅,父亲说其格局颇像我过去住过的淮海别墅。在贝先生精致的楼房里,朝南客厅的落地大门窗,将户外的花锦树荫,绿茵蓝天,还有远处的高楼全部收进了宽敞的厅内,要不是那摩天大楼,真仿佛坐在苏州狮子林贝家花厅里了。他们品茗闲谈,又兴致勃勃谈着前不久的中国民居和园林课题。贝先生将自己珍藏的紫砂器具,名画字书一一让我父亲过目欣赏。贝先生可算是世界大藏家了,尤其是那明代的紫砂,太珍贵了!我父亲问:“贝兄,你为何独爱紫砂?”他答道:“陈兄,别人只有这一项少有注意。”原来独具慧眼的不只是贝先生,陈从周也是紫砂癖,闲来拿在手中摩挲。不觉时已近黄昏,这顿晚餐是贝先生在纽约彭园请名厨师彭君掌的勺,他们共进了一顿湖南饭菜,素不吃辣的父亲说:“正宗湘肴。”

  在告别纽约的饯席上,贝先生谈到,一个久居海外的中国人,应来祖国搞建筑,他要通过自己的设计来表达叶落归根、弘扬祖国文化的心,故对我国民居园林深入研究,与我父亲屡次三番探讨。我父亲赠他诗:“树高千丈叶归根,缩地移天若比邻:装缀河山凭妙技,兴移点笔故园春。”

  1979年4月,又是春暖花开,莺啭虫鸣时,贝先生约我父亲到北京商讨香山庭院的安排,原来他已在设计香山饭店,试图以中国民族形式表现之。旧香山饭店于我父亲并不陌生,1959年初夏,父亲因编写《中国建筑史》静住山间,暮霭晨旭,他登上“鬼见愁”,俯瞰香山全景,但见苍山枫树怀抱着的那堆杂乱颓败的排排简陋平房,正是他暂栖的香山饭店,这与香山风景区实不匹配。旧香山饭店是当年香山慈幼院,是由熊希龄退休后与新夫人毛彦文共办的,不是宾馆留客之所,父亲想:它总有一天要改建的。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四月的香山,春意盎然,翠绿盖山,两位大师席不暇暖便去实地勘查,他们时而齐肩并行,时而驻足商研,从地形,建筑位置,庭院设想及树木保存等无不周密考虑到。这一次贝先生要以低层庭园式的建筑替代以往的高层旅游宾馆,是贝先生晚年建筑设计上的大胆变革。

左:陈从周,中:赵无极,右:贝聿铭。

1982年10月北京香山饭店

  1982年10月,又是红叶染山的季节了,一座黑白相间的江南山麓园宾馆掩映在漫山枫红中了,那粉墙松影,花窗竹石,虽在北国却如身居江南,它将山水树鸟之千姿百态统统招进了建筑群。无独有偶,贝先生也爱石成癖,顽石、巧石、奇石、拙石,无不爱不释手,可在国外,要寻得一块意中石峰谈何易。此次在通过香山饭店的设计可圆他的美梦了。贝先生亲自去云南、安徽等地搜罗了不少上好峰石,安排在香山饭店庭园中,还兴趣十足地亲自植竹培土。

  十月中旬,这已是距香山饭店开幕式只有两天了,贝先生在繁忙中再次邀我父亲北上,整整半天陪我父亲悄声漫步在新建筑里,他还要就庭园的点缀与我父亲作最后一次商谈,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做到精益求精。身临其境的陈从周为他的独特设计心悦诚服,所言入木三分:“因为巧妙地运用了传统手法的空窗,花窗,深得宋人’庭园深深深几许’的词境,盖信其构思之妙。”“亲切宜人,无豪华炫目之态,而景入窗扉,香山可撷,在'借景'上是花了一番推敲的。”这一夜我父亲成了住香山第一人,贝先生赶回了市里。

  在10月17日的香山饭店开幕式上,我父亲赋诗赞誉贝先生的设计:“一别重来廿五年,香山秋色倍增妍,须知‘补笔’难于画,不信前贤胜后贤。”蜂拥而上的记者问我父亲:“你对香山饭店从建筑角度来说有什么看法?”父亲脱口而出的一句宋词恰如其分地概括出贝先生的设计:“雅洁明静,得清新之致。”贝先生笑言:“陈兄,你概括得真好,你坐在我旁边实在好极了。”两位大师之语博得一片笑声起伏。

  贝先生与我父亲谈得很多的是:“近年来有人对建筑的看法,仿佛高层是个最节约最现代化的。”对这极简单问题,他们同持不赞同看法。贝先生在香山饭店的设计上就是阐述了他的园林化的旅游建筑观点,我父亲则在《说园》中表述风景区建筑希望“宜隐不宜显,宜散不宜聚,宜低不宜高,宜麓不宜顶……等等。”一以“香山饭店”设计出之,一以“说园”理论论之,异曲同工,高层建筑并非最节约最现代化。因为香山饭店有了“诗境的恬适,画境的悠闲”可以留客,将不再是暂作栖身一天的客舍了。

  1983年2月14日《纽约客》杂志刊登了标题为《是贝聿铭改变中国建筑还是中国建筑改变贝聿铭》的文章,左:陈从周,右:贝聿铭。

建筑理念

  老朋友三年多不见了,互相思念甚切,1985年9月父亲给贝先生的一信中写道:“欲改清真春思调,一秋最是忆人时”。情真能移人,一个月后贝先生居然翩然下飞机来上海,他们一路从机场到锦江饭店,贝先生招待了我父亲和在沪的贝家亲属。他这次是为拍摄一部自己的传记而来的,随员是四名法国录像人员。大师的传记非他人写得好,我父亲一生的文字才是他真实的传记。

  贝先生的七年学生时代是随曾任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总裁的父亲贝祖诒先生在上海度过的,其中三年是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一年在圣约翰大学。

  外滩和圣约翰旧校址是他在沪拍摄之重点,在外滩拍了一部分后,贝先生说:“陈兄,能不能租条船去江心拍点远景?”天哪!如何在毫无准备的片刻借到一条船呢?父亲急中生智,在黄浦江码头买了几张轮渡票,将他们带上船,离岸的船悠悠地驶向江心,外滩万国建筑群银幕般地拉开了,法国摄影师大喜,不断移动摄像机,几分钟便拍摄完毕,贝先生更是快心遂意,说:“犹如搞设计,绝处逢生。”时值正午,大家饥肠辘辘,贝先生请客去城隍庙吃点心,可家家店铺座无虚席,人声鼎沸,不能等着站着吃呀!我父亲灵机一动,将他们带入熟门熟路的豫园贵宾馆,舒适安逸,世外桃园。父亲让服务员到店家买了几盘香色味俱全的菜和点心,他们边吃边谈边赏景。贝先生又高兴了,那张年轻时放得进拳头的大嘴笑得合不拢了,说:“我尝到了园林中小饮的诗意了。”下午他们去了国际饭店和圣约翰大学旧址,贝先生仿佛又回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曾读书,住宿过的西门堂,有那么多的回忆,朦朦细雨中,拍了许多难忘的镜头,当年乌发,今日白首,重温旧事,心难平伏,人之常情,更何况写下了如此壮观一生的世界大建筑师。

  左起:陈从周、贝聿铭、冯纪忠

  10月21日,一辆车来安宁接他们去贝先生家乡苏州,身为学者的他,在纽约平时不开车,步行上下班,路远才叫出租车。他们同住南园国宾馆,一到苏州,贝先生首问的便是:“旧住宅与古建筑园林还保存多少?工厂迁出了多少?既是历史文化名城,没有历史东西是称不了的,尤其苏州一些大住宅,要保护修理。’’金风送爽,金桂飘香,徒步在小巷古园水城中,他们看了许多住宅名园,小游小坐又小茗,快活极了,我父亲说:“这名为‘寻园’。”贝先生说:“苏州的住宅与花园就是要靠步行去欣赏,而且粉墙少不了,要隔才有空间才妙。”他认为:“苏州建筑要以黑瓦白墙为基调,才能表现出苏州风格,人民路与其它一些新建筑与对景北寺塔不调和,马路太宽,绿色琉璃瓦,大方盒都与旧城不协调,今后要注意。”贝先生提出:“环城河植柳,柳下露出白墙黑瓦民居,掩映有致,这样才有江南水乡城市风貌。旧城要保护,少破坏,新区要有好规划。高层建筑与二、三层建筑相比用地上并不绝对节约。”他同意我父亲提出的对苏州“古要古到底,洋要洋到家”的观点。他对中国从南到北,千篇一律的多层居住建筑,认为没有构思,尤其在文化历史名城更不应如此。参观博物馆与全晋会馆时,见到两座古戏台,贝先生高兴地左看右相,赞苏州做得好!我父亲在豫园移建古戏台,难道这又是天缘巧合吗?在博物馆昆剧史陈列室,他肃然起静于从叔贝晋眉先生遗像前。贝先生是昆曲世家,这晚他们看了《痴梦》,两人时时以手打拍,连陪坐的苏州市长也拍打不止。贝先生说:“建筑是文化,文化艺术,不单纯是工程。”他希望振兴昆曲,从中吸收有助于建筑与园林创作的精华。这些不又都是我父亲晚年乐此不疲,竭尽心力所忙吗?在苏州,贝先生不吃山珍海味,却要吃油条豆腐花:同济大学出了名的“大饼教授陈从周”,大饼与油条本是同锅生。

  狮子林原属贝家,内有贝氏宗祠,是苏州仅存最完整的,蓝本出自天官坊陆宅,为迎贝族后裔的参拜,已修整一新了,在园中拍了很多镜头。

  我父亲从贝氏家谱中找到了贝寿同先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建筑师,是苏南工专和南京中央大学创办人之一,主持设计过当时的法院和监狱等建筑。他将此告贝聿铭先生,他莞尔,带着祖国之爱,家族之情。

1985年10月24日同济大学授予贝先生名誉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资料图)

  1985年10月24日同济大学授予贝先生名誉教授,贝先生谦逊地对这次同济大学的盛典和盛宴表示感谢。我父亲对贝聿铭建筑事务所请他担纲顾问一职及由贝先生资助同济大学成立陈从周教育基金频频道谢。事后,他们在机场紧紧握手道别,期待着下一次的再遇。

  “择境殊择交,厌直不厌曲”是我父亲对贝先生设计及为人交往的真实刻划和描写。他的设计遍及世界,我曾在华盛顿他设计的国家艺术馆东厅前驻足良久,徘徊数回于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旁,观望过在费城的一簇高低民居住宅……无不体现了他的设计匠心。以香山饭店为例,他选址于群山环抱,一水中隔,秋叶春山,如画似景之中,又巧妙地将古老的流杯亭保存了下来,中国园林讲的“借景”“对景”,注重“隔”的一些处理他几乎都曲尽其妙地用上了。

1985年贝聿铭在同济大学做讲座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资料图)

情谊同兄

  在为人交往方面,他们同是开朗爽直,互相信赖,有难必助。1986年底,我哥哥陈丰去美国打工挣学费求学,后贝先生叫我哥哥去纽约,要以贝聿铭奖学金资助他,也可在身边好好培养他,哥哥的素描,文笔皆有基础,是那个年代误了他,父亲总觉得耽误了儿子的前途,希望哥哥刻苦学习,感恩一世贝先生,却不料1987年末在洛杉矶哥哥打工的汽车旅馆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凶杀事件,哥哥去世年仅四十岁。白发送黑发,两年中丧妻又失子,如同我中年丧夫,其五脏俱裂痛楚自知。

  1988年5月我父亲接香港中国银行快件,贝先生催他去香港,云一切皆办好,无奈签证至少需要三十天,只能去深圳与贝先生见面共商香港中央银行绿地的安排。5月28日,我父亲接香港两个电话,贝先生已为陈从周订好深圳新都饭店,那是一流的宾馆。30日晨,梅雨细细,初卸夹装,父亲乘飞机途又转汽车,黄昏抵深圳,同济58年规划毕业生、父亲学生孙克刚局长等来接。6月1日午,贝先生已在新都饭店楼下等他了,他们抱头凄然,谈到我的哥哥,慰我父亲情怀。然后他们一起商讨香港中国银行绿化,仅两块很小的三角形地块,极难布置,绞尽脑汁,终有方案,以水石修竹为主,然亦未称善,乃弹丸之地也。对选何树种,如何叠石堆假山,贝先生谦虚地与我父亲商讨,午后他们又去银湖公园看树种和石品。贝先生邀我父亲去美国讲学,次年去法国讲学,沉痛心情的父亲,婉谢之,再不作美游矣。他们又继续深谈建筑,哲学,美学等皆不谋同辞。我父亲赠紫砂壶,豫园录像,“文以兴游”诗及贝氏宗谱,贝先生作揖为谢,我父亲以“花园深处,仔细行走。”句握别贝先生。归沪途中,父亲在车中成一泪血交融诗:“独自徘徊独自思,思量无益去由之:欢情几日消残酒,归后凄凉去葬儿。”此乃今我心情也。6月15日,父亲又寄函贝先生,再谈香港中央银行堆叠假山事。

  贝聿铭和陈从周

  1993年春我带着三岁儿子肖定瑜去法国与分居多年的丈夫、尼斯大学数学教授肖刚团聚。法国的移民政策很紧,我只获三个月的旅游签证是无法回国后再进入法国的。心伤体衰力竭孤独的老父需要我的照料,安慰,他不能没有我,他给我的每一封信中都倾注了对我的思念,催我泪下:“五月底了,算来你回来只一个月了,望眼欲穿,父女之情,谁能解之,为何签证如此难?不解。”“园子中的花开完了,初夏天气,正迎你归来,看见你一切都平安了。”“可爱的小女儿,天天想你,晨起读佛经,觉悟到‘凡心能放下事便超然’句,七月份一定回来吗?实在苦念中,我不想了,总有一天回来。”“信收到,反复看了多次,泪淋淋下,我每天屈指数你的归期,父女之情,何如也。”

  1994年4月贝先生来沪见到了病中的老朋友,我父亲也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他,希望法国移民局能高抬贵手让我回国一次。很少做这种事的贝先生此次开例了,他写信请法国政府予以协助……贝先生将此信附在1994年6月6日给我的信中,“你要尽快回家,你父亲需要你。” 1988年,肖刚因数学家陈省生先生之邀,在伯克利数学所时,曾与贝先生通过电话,后来贝先生在我父亲前“口口声声称誉肖刚,评价高,说天才。”父亲说:“我也在陈丰事上认识了小刚,能力大,有点大丈夫气,能顾全大局。”

  1999年9月初,贝先生下飞机直接来看望陈从周,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左:陈从周 ,中:本文作者陈馨,右:贝聿铭, 贝先生堂弟,后排:右一:路秉杰教授,右二:郑世年副校长,右四:伍江教授。

  1999年夏是我与父亲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次甜蜜,温馨,难忘的暑期。9月2日下午,路秉杰来说:“明天下午一点半左右贝先生要来看望先生。”83岁的贝先生还在为苏州家乡设计图书馆,要是父亲的健康允许,两位大师必将重游苏州,再次协商庭院之安排。怕父亲情绪过于激动,晚上休息不好,我不敢将此喜讯马上告知他。次日晨,已经没有了前几天那样的闷热,微风渐渗薄纱,我照例地喂他早餐,是最后一口了,我说:“爸爸,今天下午你的老朋友要从美国来看你,猜一猜是谁?”他那本来有点睡意惺忪的双目突然亮了起来,但还是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是贝先生,还有六个小时他就要下飞机来看你了。”看来我比他更兴奋,声音有点高,打破了卧室的谧静。他笑了,险些将口中的稀饭喷出,“贝先生是好人,他比我的亲兄弟都好。”虽然他已是多次重复此言,可我还是百听不厌,回想1987年初我随丈夫肖刚在美国普林斯数学所时,父亲来信叮嘱我去看望贝先生,生来畏人怕事,缩手缩脚的我没敢去打扰贝先生,后来倒是从信中电话里认识了他,平易近人,与他通话如聆听过庭之训,今天终于可见到大师了。父亲说:“你给我梳洗梳洗,换套衣衫,我要等贝先生。”这天的午饭他吃得特别安稳,一口接一口,不呛也不咳,看看时钟才十一点半。从早上六点半起床到现在他已坐等整整五个小时了,早破了他生病后的纪录,穿着那套蓝色丝绸衫裤,在客厅的那张棕色小沙发里,几个小时都不移动一下,不时问我:“小妹,几点了?”我说:“爸爸,还早呢,你睡个午觉吧!打个瞌睡也好!”这次父亲不再听我的了,端坐着静等老朋友的到来。

  时针已指向了下午三点,午后的骄阳有点逼近窗前,贝先生乘坐的飞机抵达机场,即与接他的堂弟叫了一辆出租车直驱同济,在专家楼门前,贝先生下车与等候已久的同济大学郑世年副校长,路秉杰等同去陈从周寓所。

  进门的贝先生奔向老朋友,高龄了,朱颜鹤发,精力充沛,宝刀未老,还在亲自主持设计苏州博物馆,将他最后之精彩一笔留在自己久思的故乡。紧握着老友的手,我父亲试着在我的搀扶下站起来,不成,他又想跪下谢远道而来的贝先生,五年前他已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唯以此来表达对贝先生的感激。贝先生最解老友之想,扶他重坐下。自己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贝先生握着我的手问:“你就是陈馨?这次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答道:“回来两个月了。”他又说:“你要多陪陪你爸爸,他很爱你。”我点点头盈着泪眼,一种从未有过的愧疚爬上了心头。我将贝先生之语向父亲重复,他用只有我能听懂的话说:“我的女儿回来了!”父亲又问:“贝先生的苏州博物馆怎么样了?顺利吗?”贝先生此时无法听懂老友说的是什么了?我成了两位大师的“翻译”,亲切真挚,即使是在老友虚弱的病中。贝先生久久地看着他,笑着说:“陈兄,博物馆的建造开始了,我这次就是为工程而来的。”父亲会意地点着头,流露出由衷的喜悦。客厅的空调打出阵阵冷风,开着的窗吹进呼呼热气,贝先生额上淌着汗,也顾不及擦去,拿起小桌上的热茶喝了两口,一路风尘仆仆,飞越远洋,他渴了。陪同的大家无不为两位大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举动而感。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父亲露出了倦意,乏力,贝先生起身告辞,他再次紧握老友双手,说:“下次再来看你,养好身体。”是最后一次了,他举步迟迟,回首依依,我陪他出门上车,目送着汽车消失在近处专家楼拐角处,这一夜我父亲睡得格外的平静、安宁。

  (2018年秋,陈馨)

  贝聿铭为乐峰著《陈从周传》写的序,也是贝先生唯一用中文写的文章,全文如下:

  陈从周先生,中国园林艺术之一代宗师,仁人君子,吾之挚友。吾与从周初识于上世纪之七十年代,恨相知晚也。每每聆听从周说园林、谈建筑、议评弹、论昆曲,甚为投机,畅须教益。得此知己,吾欣慰不已。

  从周对中国园林如痴如醉,造诣高深。七十年代,吾力荐从周来美协助纽约明轩之建造,后又特邀陈君北上出任香山饭店工程之园林顾问。从周对中国园林之理解肌擘理分,博大精深,非凡人所能及。从周著书多卷,其所著《说园》为中国园林之经典著作而享誉世界,并以此弘扬中国文化之精髓,功德无量。

  从周待人诚恳,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吾旅居海外多年,彼此重神交而贵道合,不易也。从周几次携我重游苏州,与江南文人墨客谈天说地,共叙乡情,其情其景,至今难忘。今吾受苏州老家特邀设计苏州博物馆,可惜从周已先我而去,每每以缺之教益为憾。

  从周弟子乐峰先生今著此书以纪念恩师,从周爱女胜吾请我为序。三言两语,寄语陈君,聊表寸心。

  贝聿铭

  二零零三年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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