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红色地下金库”在行动

　　编者按：

　　在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特地安排了一组反映上海解放前后发生在金融领域里的斗争故事，俾使读者了解这一段没有硝烟但又惊心动魄的史实。

鼎元钱庄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抗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华中抗日根据地设立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随之开张。华中银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区域性银行，肩负着统一华中解放区货币的历史任务。其时的苏皖边区，地理位置险要，经济百废待兴，如何打破重重封锁，筹措军需物资，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通汇线，成了当务之急。这时，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想起了一位社会关系“绝对可靠”的生意人，正是多年前在桂林结识的书店老板、如今活跃在上海金融界的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

　　1946年春节刚过，冰封的淮河开始消融，邓克生与许振东秘密会面，谋划一桩“大买卖”——创建一条驰援解放区的地下金融“交通线”。经往高邮一带实地考察，最终商定在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汇兑的钱庄，股本总额约合黄金800两，由华中银行和许振东经营的上海仁泰钱庄各出一半，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而设在国统区的钱庄则由许振东主理。告别时，许振东正式向组织提出了入党愿望，但邓克生认为他暂时不宜入党，这样潜伏上海滩“放手放脚”为党工作更为有利。

　　当机立断，说干就干。许振东回到上海后，着手筹建鼎元钱庄，办公地点设在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楼上，上海地下党组织也派出了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橡三位同志协助工作。没过多久，鼎元钱庄在四川路滇池路口开门揖客，按照既定方案，做的头号生意是“外汇”业务（当时根据地把国统区的货币称为“外币”），开拓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渠道，突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达成苏北与上海之间的款项转汇，同时想方设法挖转国统区银行的资金，支持共产党驻沪企业发展之需。淮海战役打响后，上海与苏皖边区交通断绝，汇兑业务戛然而止，脑筋活络的许振东多谋善断，当即通知钱庄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存储起来，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又设立了数家进出口商贸公司，依仗鼎元钱庄的资金调度，采购紧俏的军需物资暗中运往解放区。

　　在鼎元钱庄泛黄的账簿上，记载着多笔重要业务的经营轨迹：注入20％的股金，支持中共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投资260两黄金，扶助左翼作家夏衍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拨出100两黄金，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全部运抵东北战场以解军队燃眉之急……到1948年底，鼎元钱庄向党组织上缴的黄金达900两，中共投资的本金悉数收回并有盈余。

　　是资金“加油站”，是情报“气象站”，也是人员秘密往来的“枢纽站”，鼎元钱庄在兵戈扰攘的时局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许振东寓处经常有苏北根据地来客借宿，衣着打扮通常与大都市格格不入，容易引起猜疑，许振东夫妇就把自己的衣服改了让他们穿上。一次，许振东嘱夫人陪同解放区同志上街采购物资，进入一家绒线店时发觉有人盯梢，赶紧与同行者使了个眼色，加快脚步穿过几条弄堂，甩掉了“尾巴”。长期生活在如履薄冰的危险环境中，许夫人变得十分机警：“我们刚进去，就有两个男的跟了进来。哪有男人逛绒线店的？！”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鼎元钱庄的特殊使命行将结束。依傍滔滔黄浦江水，邓克生和许振东的两双手又紧握在一起，他们之间交流，再也无需使用以往的联络暗语和商界行话了。（黄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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