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丹桂余霞，文泽永在

　　今年5月，随着《军事典》的最后付梓，“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最终全面编纂出版完成，前后历时三十年，距“《中华大典》的第一功臣”段文桂先生逝世也已经十五年了。

　　段文桂先生是云南大理人，白族。他于1946-1950年就读于名师云集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得以亲承冯汉骥、蒙文通、缪钺等先生的指导。在厚重的学术底蕴与高远的文化视野熏陶下，在新旧交替、百废待兴的历史使命感召下，他决定做一名出版人，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自1983年担任巴蜀书社社长，他首先把目光投向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被梁启超称为“中国之瑰宝”的《古今图书集成》。当时流传的版本只有殿本、美查版、石印本、缩印本，而殿本稀有已成文物，美查版错漏粗疏，石印本流传不广，缩印本不便翻检。段先生遂联合中华书局，重新影印缩印本。该本也成为学人所据目前最好的版本。

　　四川是道教研究重镇。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道教研究是“哲学史研究阶段”（葛兆光语），那么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道教研究则进入了以语言本体研究为主流的阶段，而道教文献则成为继传统儒典、佛典之后的又一研究热点。段文桂先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特征，策划出版了《道藏辑要》和《藏外道书》两部大型道教文献类丛书。它们的问世，既为我国道教研究者及时提供了大量明清时期的难以收集到的珍贵材料，也为我国在道教研究的国际竞争中争得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80年代后期，随着全国新修方志工作的全面展开，对于古旧地方志资料的使用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段文桂先生联合当时的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启动了《中国地方志集成》的出版项目，并于90年代初先后推出了四川卷、西藏卷，从而奠定了巴蜀书社方志整理出版的发展方向。

　　早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之际，段文桂先生便已有了以《集成》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新编纂一部超越前人、无愧时代的全新类书的构想。1986年，在古籍出版会议上，他首倡此议，此后不惜百次出川，联合包括钱学森、钱钟书、季羡林等在内的当时最优秀的五百余位学者，终于促成《中华大典》项目立项。在项目运转最困难的时期，他带头出钱、出力，搞试点，编制了几十万字的材料，为《中华大典》的正式启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2年段文桂社长病重，《大典》办公室副主任、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伍杰到成都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身体已经很虚弱，而床上到处都是书稿。伍老在他的书中回忆：“他说话的声音很小，但神情仍然那么自信。他说：老伍，你放心，我的病会好的，我一定要把《医药卫生典》《法律典》搞好。”

　　如今《大典》始成，差可告慰贤灵；而遍观全书，不见先生姓字。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人虽远，功业犹存；丹桂余霞，文泽永在。他的故事，流传在四川出版人的口耳之间，他留给巴蜀书社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珍视并谨记心中。（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