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我一头撞上了好运

编者按：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市文联依托“上海文联”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策划并推出了“文艺家谈初心”系列，本刊与市文联携手，去挖掘更多艺术家的故事，让更多人来听听艺术家们的“初心”。

我祖籍河北，一九二六年生于东北长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时，为了躲避日寇，我随父母逃难到哈尔滨。可是，不久哈尔滨也沦陷了。那时我五岁、我自幼喜欢学习，门门功课优秀，是所有老师的宠儿。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东三省只有极少数工科大学和医科大学，而且不收女生。这使我愈加渴望学习。我那时最崇拜的两个偶像，一个是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一个是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因为她们也都和我一样有着亡国之恨；另一点她们都卓有成就，说明女性不次于男人。我也非常想学有所成，对社会有所贡献，这就是我一生的追求。

一九四七年我随丈夫调动工作来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二十三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走到社会上去，渴望工作。

一九五零年初，我看到报上登载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的消息，我就去报考而且考取了。后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我考取了那个研究所。可是上影厂管演员工作的柏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孩子，我看你别去念书了，到翻译片组去工作吧。”说实话，我那时根本不计较搞翻译片还是拍故事片，反正都是演员工作嘛，就欣然同意了。

译制片组初创时期，不但有些领导认为配音演员算不上创作干部，有些人自己也觉得配音演员低人一等，认为自己形象还不错的想去拍故事片，还有的改行干了别的。我自己也曾想，在翻译片组工作能经常接触各国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可以好好地学点东西，有朝一日我要去做故事片的导演。但是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动荡不定，使个人的一切打算都没有了考虑的余地；另一方面，在我的主观上，也从工作中体会到，要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做演员，要把人物配得贴切、传神、有光彩；做导演，要把戏搞得流畅、动人，不失原片的韵味，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无论你有多少学问都嫌不够的。

我们这个团队，几十年来对影片的译制工作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也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以致到了今天，很多观众还津津乐道我们七八十年代的一些作品。因而，无论是上海的东方电影频道，还是中央六套，还时不时播出《虎口脱险》《巴黎圣母院》《茜茜公主》《尼罗河上的惨案》《佐罗》等等。一个人的工作能被国家所需要，社会所肯定，是何等荣耀。一辈子在做自己喜爱的工作，又是何等幸运。（苏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