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伯伯和我

　　12月9日早晨8点不到，手机里突然跳出爸爸的一条微信：张煦棠于凌晨去世了。啊？老张伯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幕幕往事，都浮现到眼前。

　　张煦棠是我爸爸的老同事，但又是我的忘年交。我们的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地点是圆明园路149号，文汇报社。张煦棠是工业组组长，管理着报社最大的采访部门，而我，则是幼儿园小朋友。

　　因为家里没有老人，所以我暑假经常跟着爸爸去报社。那时候的文汇报，是我的“迪士尼乐园”：图书馆有看不完的书，办公室有剪不完的邮票，食堂的饭菜好吃，还有稀罕的老式电梯可以乘……办公室年纪最大的就是老张伯伯了，长方脸，大眼睛，黑框眼镜，看到我就笑，一张嘴咧得大大的，用一口诸暨话逗我玩。中午我犯困了，办公室地方不大，老张伯伯就找来一张席子，铺在办公室门口走廊，拿一堆报纸给我当枕头。我睡着了，他还关照那些编辑、记者，进进出出小心点。

　　后来，老张伯伯当了文汇报副总编辑，我也渐渐长大，不再去报社玩了，但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再度和他有联系，是我去俄罗斯留学之后。当时正值苏联解体，整个社会如同一个万花筒，变幻莫测。我在学习之余，也写下了一篇篇见闻。那时老张伯伯年过六旬，调任《新闻报》总编辑。他和爸爸是老朋友，我的留学生活自然也是他们常说的话题。听说我亲身经历了卢布贬值的惊心动魄，老张伯伯就以一个经济传媒老总独到的敏感，给我出了个题目，让我写卢布的变迁。

　　写的时候很顺利，因为一切都在脑海里。我在稿件中罗列了大量真实的数字，包括物价的一次次上涨、卢布数千倍的贬值，还写到了俄罗斯人生活的断崖式下降，以及他们的反应……老张伯伯收到这篇5000字的稿件后，高兴地说，这是一篇反映俄罗斯金融问题的独家深度报道，里面都是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他亲自起了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唉，卢布》，在新闻报头版上刊出。《唉，卢布》是20出头的我第一次发表新闻特稿，所以很受鼓舞。

　　我进新民晚报工作，老张伯伯已离休了。又过了几年，集团请来新闻界老前辈给我们培训，没想到站在讲台上的竟是老张伯伯，还是熟悉的长方脸、黑框眼镜，熟悉的咧嘴大笑，熟悉的诸暨口音，只不过苍老了一些。记得爸爸曾告诉我，张煦棠是新中国第一代名记者，他采访过断肢再植的陈中伟，采访过钱学森、刘海粟，还善于挖掘“典型人物”，他最早在工厂采写的先进人物，成了国家领导人。即便当了副总编辑，他也总是和记者一起采访、写稿。那天的讲座，老张伯伯讲了他40多年的新闻生涯、采访经历，讲了多篇有全国影响的调查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的刊发经过，讲到其中的艰难曲折，他一如从前的慷慨激昂。他说：“社会责任心是记者最根本的一种东西！”一个记者，该怎样发现新闻，怎样深入采访；面对问题，又该怎样不畏艰难去调查研究、去揭示真相……那天，我仿佛重新认识了老张伯伯。从他身上，我掂出了“记者”两个字的分量。

　　2005年，我出了新闻作品集《平民记者看上海》，送了一本给一直关心我的老张伯伯。那天，我接到了他热情洋溢的电话。他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他家住得离我新家不远，他的老伴去世后，我和爸爸去看过他。他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除了买菜做饭，就是看书看报写文章。看到他那硬朗的样子，我很欣慰。2011年7月是建党90周年纪念，我们集团举行了合唱汇演，其中一个节目是离退休党员的大合唱。忽然，我见到了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老张伯伯！虽已满头白发，但满面红光。唱完退场时，他为了抄近路，还从台上跳了下来。要知道，他已经85岁了！我把这个细节告诉了爸爸，爸爸又打电话告诉他，两人哈哈大笑。

　　两三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爸爸的老同事周炳权的电话，说老张伯伯请我吃饭。原来，老张伯伯时常和退休的老同事聚会，这次特地请我参加，因为我也是“老文汇”。其实，我只是他看着长大的“报二代”而已。就是在那次聚会上，我得知他还会用微信，非常惊讶，说他可能是上海最高龄的“微信一族”，就鼓励他写一篇散文。后来，他果然写了一篇《九十一岁学微信》，在《夜光杯》上发表了。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老年朋友们，如果还能动动，请您也学学用微信，跟世界做个老伴吧！”“夜光杯”微信公众号还发了一条推送，效果很好。去年，我们全家在梅龙镇酒家请老张伯伯和周炳权、宋丽珍等老前辈吃了顿饭，留下了最后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上的他，依然在咧嘴微笑。

　　老张伯伯走了。我非常怀念他。现在想来，学戏剧的我之所以坚定地走上新闻道路，有兴趣的因素，但更因为前面有许多我崇敬的新闻人的身影。其中，就有老张伯伯。（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