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现代婚恋启示录 ——读周大新长篇新作《洛城花落》

周大新是一位持续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家，他的长篇新作《洛城花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一场离婚事件展开对当下爱情、婚姻的思考，从爱情的挫折、浪漫的找寻到婚姻的撕裂，还原青年婚恋的生动图景。

美好爱情要直面诸多婚姻问题

小说写两位985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在京工作，因各自恋情不顺，远在家乡的父母托付给“我”这位“媒人”，使之产生交集，相恋、结婚，又离婚。在“媒人”眼中两人相当般配，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一文一史，郎才女貌。对双方父母知根知底，家境也算相当。在婚礼现场和多个场合还见证了这对青年爱恋时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激情，却不期然闹上了法庭。“媒人”既因责任感，又有父辈的情义在，就全程参与调解、开庭的过程，为读者揭开了美好爱情也要直面的诸多婚姻问题。

首先是生活层面的问题，由第一、二次开庭的“控诉”引出。作为“媒人”在调解时已然发现这两位外乡青年才俊，尽管在京安家落户、貌似光鲜，却生活困顿，住在合租的小房子，岳母来照看婴儿只能住在公共客厅里。女方表示不满，男方也辩解，自己又是工作又是兼职，省吃俭用，还是无法追上房价，想买车也因摇号的限制遥遥无期。

其次是理性层面的考量，包括双方的父母和辩护律师。在父母看来，抱着劝和不劝离的思想和过来人的经验，总是不希望子女婚姻解体。而辩护律师的多重声音也是作品的亮点。女方的两位辩护律师分别为离婚者、不婚者，敢于寻求不依附男性的独立生活，也致力于“拯救”更多被婚姻围困的女性。男方律师百般挽留，通过回顾温暖的恋爱细节，希望能重新唤回爱情。

然后是历史层面的反思。作品以家史的方式引入雄家清朝和民国的两场离婚官司，都由女性发起，看似女性有了自主权，却是备受压迫的不得已反抗，还要受到族规、纲常、伦理诸多规约，仍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即便能够走出婚姻，也要受到要么自尽要么为尼的惩罚。女性看似可以干预反抗制度和夫权，却仍要以悲剧命运收场。

反思现代女性的命运与选择

不期然间，经过20世纪的现代观，离婚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从五四一代“自我”的觉醒，敢于冲破家庭、婚姻的牢笼，也成为众多“新女性”解放的榜样。《离婚》中“反对离婚”的张大哥亦是因循守旧、毫无精神追求的小市民代名词。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快，连30天的“离婚冷静期”都备受全网诟病，被认为“限制了离婚自由”。《洛城花落》围绕着离婚的四次开庭引经据典，从人生经历、中外典故、科学数据对婚姻、两性问题进行辩论。女权主义者列举未婚有成就的历史人物，包括尼采、柏拉图、笛卡尔、牛顿、贝多芬、舒伯特、亚当·斯密、安徒生、达芬奇等等，以及历数女性婚姻中长久的弱势，最终理性地将婚姻解体。

这部小说也在反思现代女性的命运与选择，这是周大新一直关注的问题，从汉家女、香魂女到暖暖都是如此。作品中的袁幽岚是90后，长得漂亮、性格独立、自尊自爱。却不免独生女备受娇宠的单纯与骄纵，在婚姻关系中她没有办法像母辈那样面对男人的粗暴也能无尽的“温柔”，也无法容忍对方原生家庭带来的种种缺点和滋扰。这也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变化，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大。国人称独生子女一代为“我一代”“酷一代”，代表着自信、自强和自我。所以，在法庭上即便母亲倒戈，也加入到劝和的队伍，她仍不为所动，坚持离婚。对于父亲的逆反心理更为严重，只要是父亲坚持的，自己就反对，婚姻的决定也是如此。但在徐友渔看来，表象是年轻人非常自我，凸显自我的主张，其实他们做一些事情的诉求并没有真正地通向自我，并没有独立分析的能力。

通过他者了解自己，发现爱的幸福提示

周大新多年来持续在对社会问题做预警，从《21大厦》城市对人的扭曲、《湖光山色》乡村经济对伦理道德的冲击，《安魂》对失独问题的深思，《天黑得很慢》对老龄化社会的警示，到《洛阳花落》对婚恋问题的探究，始终直面现实人生，虽然有些伤痛的揭开令人难过，却也让人警醒。在故事结尾，他仍然不忍心两位美好青年在怨恨与控诉中“人设坍塌”，寻找到他们疑似出轨的闹剧以及不得已的苦衷。在对差异性的包容中，为琐屑沉闷甚至无望的婚姻生活注入爱与温暖的力量。托尔斯泰说：“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迫使人们在永无穷尽的、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热爱生活。”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通过理解他者来了解自己，发现爱的幸福提示，反思“阶序化”社会的诸多问题。只是封面的“长篇小说封笔之作”难免让人感伤，我们还是希望花落花又开。（魏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