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已指日可待。按照当时中共上海局的指示精神，上海工厂学校等单位都进入了组织群众迎接解放的阶段，上海的爱国学生也开始了行动。

1950年，19岁的周文骞

（一）

　　我就读的沪江大学，在1949年春节过后马上筹建学生自治会，筹建中竞争十分激烈，以地下党支持的进步学生竞选团为一方，以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教会支持的竞选团为另一方。我方取名为“蜡烛竞选团”意思是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大家。对方取名为“沪江竞选团”。双方商定展开一场辩论会和一场文艺演出晚会，全校学生无记名投票选出11名执行委员，以票数占前的当选。于是，校园内各式竞选广告层出不穷，有介绍双方各派出的11名代表的经历、特长、优点的大字报，也有横幅和标语。辩论会确定的主题是各个竞选团当选后将为学生办什么实事。我方派出的一辩同学是何孝尧，社会系一年级生，福建人，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学生会（简称N.S.）的成员。他的口才极好，以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出发点，说明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就是一条真理，新生的、美好的、进步的终将胜利；没落的、腐朽的、逆行的必然失败。他的演讲赢得满堂彩。二辩是政治系四年级生，广东人胡景钟，他是地下党员。胡坦诚、大气、务实的态度换得了人们的心。何孝尧解放后，随南下服务团回到了家乡，后任福建省体委副主任；胡景钟后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文艺晚会也各显神通。我方除了歌舞表演外，还有化学系三年级生司徒华城的小提琴独奏。司徒生长在音乐世家，他的小提琴当时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支持我方竞选团，对中间同学有很大影响。司徒后来在中央交响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此外，我们还请了著名演员黄宗英、石挥、吴茵等前来助演。选举结果，11名执委中的比例是7:4，我方胜出。上述何、胡两人分别担任学生自治会正、副主席。自治会建立后，第一件事是成立“护校团”，参加者不仅有进步同学，还有许多中间同学，全天24小时值班，保护学校安全和财产。

沪江大学校门

　　1949年3月初的一天，我同寝室的室友、物理系一年级学生郁品方布置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随同孙仲康绘测蒋军在上海郊区的城防图。我们负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地址在大场附近。郁品方是沪江地下党支部委员，又是新民主主义学生会的负责人，他是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后曾任上海市经委主任。孙仲康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参军，在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任雷达教研室主任，少将军衔。我们在接到任务后，选了一个能见度好的大晴天，吃过早中饭后出发，绕过五角场同济大学后，再走了很长的路，到达了指定的地点。天很热，加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两人都全身是汗。我们找了个小商店门口设置有遮阳伞的摊位，坐下来休息，买了两瓶正广和汽水。100米外有国民党军的据点，建有子母碉堡，一个有三层高，另两个距地面不高。碉堡附近还有两排营房。这天国民党军正在操练，广场上放了一排机关枪，还有好多堆架起来的步枪。另外还有几门平射炮，孙是理科生，学过制图，可是他是近视眼，而我虽然对绘图一窍不通，但眼力极佳。因此，由我近距离观察，默记，告诉孙仲康。他在小本子上画上不同符号，回校再整理。为了判别是否正确，我沿着据点的铁丝房走了三遍。每走一次脱掉一件衣服，以避免蒋军怀疑。当任务完成后，已是夕阳西下，早春晚来的风有点儿凉，但心还是热的，感到为上海解放贡献一点力量是无比光荣的。

上海街头张贴的解放布告

（二）

　　4月伊始，学校放春假。利用这段假日，几个进步社团联合组织“春令会”，这是团结、争取同学的好时机。“春令会”的主持人是俞鸿昌，社会系三年级生。会上重头节目是邀请交大史霄雯同学前来介绍南京“四·一”惨案情况。史原是沪江附中学生，后考入交大，在沪江大学有不少中学同学。“四·一”惨案发生时，他正巧在南京。4月1日那天，正是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之际，同日南京国立剧专等院校集合。6000余人队伍去总统府请愿，要求接受我党提出的实现和平的8项条件。当队伍行进到白下路时，突然遭受反动派军警的镇压并开枪射击，学生们死两人、伤百余人。国民党一方面高唱和平，一方面又对爱国学生残酷镇压，完全暴露出其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讲的人声泪俱下，听的人热泪盈眶，怒火万丈，高呼“打倒法西斯政权！”

　　第二天，临时接到通知，下午集合群众去上海交大参加抗议集会。当天我校去了几十个人，由郁品方带队，进入了交大的体育馆。馆内坐满了人，后来的人只好站在外面。天下着雨，馆内气氛庄严又悲切。天在哭，人在哀。大家唱着哀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歌词是“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我们担忧，您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要继续前走，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此歌是圣约翰大学学生朱良所作。朱后来曾任中共国际联络部部长。时而大家又唱起《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歌声持续不断，场内场外相呼应，震天动地的怒吼，似乎要把屋顶都震塌下来，可是声讨会始终没有正式开始，也无主持者出现。郁品方忽忽赶来告诉我们说，斗争策略有变，要“隐蔽精干，保护骨干”，不宜同反动派硬拼，避免造成更多的牺牲。当我们队伍撤离场馆时，其余各校队伍也在陆续离开。

沪江大学运动会

　　此后政治环境更为恶劣，斗争也更复杂。我当时参加的一个进步社团，中国文学研究会，其活动是采取导师制的，即把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配一位中文系老师。我所在的组导师是周继善教授，湖南人，风度很好，温文尔雅。他不断称赞毛泽东是睿智的长者，布置我们阅读讨论进步书籍，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等。我们小组的成员都是进步学生，其中有吴镇东，她是地下党支部委员，后任西安交大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郑维淑，后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林谷、施文心后成为剧作家，施的儿子是著名演员葛优。邓家齐是著名书法家邓散木的女儿，后为艺术家。这群年轻人讨论中热情奔放，口无遮拦，对导师毫无警惕心。在宿舍中，郁品方专门拉我到一边，慎重告诉我，周继善有特务背景，这是从内线传过来的，以后讲话务必小心。这真让我大吃一惊。上海刚解放，周即被逮捕，原来他是中统上海站心理作战室主任、上校，另外一个隐藏极深的教务处科员张斌则是中统上海站中校学运组组长。

　　4月20日和平谈判破裂，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号召。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渡江，南京宣告解放。26日晚上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各大中院校大肆搜捕，有三四百人被捕。深夜，一辆白色的“飞行堡垒”（国民党特专用的白色吉普）开往我校门口停了下来，守门的护校队立刻向校内紧急报信，一些已暴露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按原先的计划，迅速隐蔽，大部分通过铁丝篱笆逃向校外。不知何故，此车亮灯停留了半小时左右就开车回头，未进校门。那晚真是精神极度紧张，幸亏是虚惊一场。27日，上海国民党局宣布学校停课，并限令学生两日内离校。从此，斗争，包括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联络，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横幅

（三）

　　在南京解放、上海战役开始时，上级党组织指示，要让群众尽快知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沪江地下党书记卢丽娟亲自布置要出版《每日新闻》。我向舅舅借来一部8管收音机，抗干扰能力强，长、短波都听得清清楚楚。由我收听解放区新华电台的新闻，再编辑后交由四年级学生刘培康抄成大字报。这些活动都在刘的宿舍中进行，因为他曾患肺结核，是一个人一间房子。大字报抄好后交由化学系三年级生沈鳌生在教学大楼门厅张贴。在天亮以前完成一切工作，早上上课前门厅挤得水泄不通。墙报震动了全校师生的心，揭露了反动当局捏造的胜利新闻，介绍了解放军进军的真实情况。这项工作一直继续到勒令学校停课时。

　　当离开学校后，联系方式只能是单线联系，由于通讯落后，大多数同学家中都没有电话，因此只好靠双腿勤跑。后来，组成若干小组，在固定地点每周碰头一次。地点选择也有讲究，一般是人们想不到的地方。我所在小组就在企管系二年级生杨爱珍父亲所开的医疗诊所中。杨是地下党员，其父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在山东路开了一家门诊部，我们开会的地方就在诊所里面的手术室中。此时，为了迎接解放，上级布置在全市范围内成立“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学校中工人地下党员文生在校内组成保安队，校外极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宣传队，并且都分发到了专门的臂章。在上海解放前夕，传来了不幸消息，史霄雯在电车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我校俞鸿昌也收到了恐吓信，要他“识相点”，否则吃枪子，还附了一发子弹。由于躲避及时，俞一直安全到解放。解放后才知道史霄雯被国民党杀害，在交大现在还立有他和另一名烈士穆汉祥的铜像。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群众冒雨迎接解放军进城

　　5月2日清晨，我早起外出，就见到有三三两两的解放军小分队，他们是从上海南面徐家汇方向进入的。我立即前往位于重庆路的郁品方家中打听消息，走到浦东大厦又叫七重天的附近，一阵阵机枪声，解放军赶来把人群疏散，以避免伤害。这是上海南区国民党军孤立的据点。以后在解放军策反工作下，交械投降，苏州河南面全部解放。然后，我转到了金陵东路找另外一个同室的地下党员章贤俊。只见路边所开的商店前有一条很长的沿街骑楼。骑楼下躺着许多入城的解放军，枕着背包，抱着枪，深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外面还下着小雨，许多解放军身上都淋湿了；但是他们严守纪律，不可私自进入民宅。看到这种景象，老百姓十分感动，眼中的第一印象是解放军真是名不虚传。

人民群众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

　　5月26日按照上级指示，要我们分小组进行街头宣传。我们戴着“人民宣传队”的臂章，在苏州河南岸几条马路活动。我们小组中不少同学都有文艺才干，能歌善舞。唱着解放区传来的红歌，跳着新疆舞蹈，演出讽刺国民党的活报剧，再宣讲一段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宣传队旁围了一群市民，带着新奇的心情观看节目。隔了一天，27日苏州河北岸解放，我们又聚集在一家纺织厂中，睡在厂子里安排的地铺，吃着厂子里提供的伙食。任务是迅速进到工人群众中去，一是宣传政策，二是帮助组织工会，三是开办职工夜校。我和几位同学去了上海造船厂和沪东造船厂。当这个工作告一段落后，就返校了。

　　度过了八年抗战、日寇铁蹄下的日子，亲见了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腐败、没落，漫漫长夜，终究迎来了解放的朝阳。我们全心全意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新的战斗。（周文骞）

作者近影，91岁

作者简介：周文骞，1948年至1952年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大学期间积极从事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3月参加地下党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沪江大学新民主主义学生会，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上海学联副主席、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浙江省社联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