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 | 千金散尽，热血酬知己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瞿秋白遭叛徒出卖，千钧一发朝不保夕，是他，腾出自家寓所掩护革命家度过危难时刻；国民党残酷杀害“左联”五壮士，党组织决定突击出版《前哨·纪念死难者专号》，没有一家印刷厂敢于承印，是他，毅然组织工友秘密排版印刷；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红军集体记述的回忆录《二万五千里》等手稿辗转送到申城，还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妥善保存革命史料，终使珍贵文献重见天日……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做出这些英勇壮举的人士，竟是一位捧着钱庄“银饭碗”的富家公子，后来被“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赞誉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红色小开”的谢旦如。

谢家世代经商，坐拥福源、福德、福康三家钱庄“连锁店”。谢旦如13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子承父业，家境殷实的“富二代”却从最基层做起，进入福源钱庄当学徒。工余，他与钱庄里的几位“文艺青年”志同道合，联手创办图书馆，推荐宣扬“五四运动”的进步书籍。偶然机缘，谢旦如结识了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深受其激励与影响。1924年末，他加入由冯雪峰、潘谟华、汪静之等发起的“湖畔诗社”，从此与共产党人结成莫逆之交。

毕竟是钱庄出道，谢旦如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为掩护党组织的活动，他在武进路开起了“公道书店”，并在隔壁设有一家食品店，两店之间有一扇隐蔽小门，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在书店联络的同志就可转移到食品店，化身顾客迅速撤离。他又在书店二楼购置了印刷机和订书机，替中共地下党印刷宣传资料。

1935年初，革命志士方志敏在福建被捕，于狱中奋笔挥写10多万字的文稿，先后托人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等手稿带到上海，由宋庆龄转交给冯雪峰。冯雪峰思忖再三，觉得还是托付谢旦如保管比较靠谱。后来陆续送交到谢旦如手中的文稿，还有胡也频烈士的《秋》《故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红军将士撰述的宣传长征北上抗日重要意义的《二万五千里》等，他都视同生命，统统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对闸北、南市等华界狂轰滥炸，谢旦如的紫霞路老宅顷刻间化作一片废墟，他从炮火中抢救出这只满载革命先辈闪光思想的小皮箱，抱着它东躲西藏，浪迹江湖。为使重要文献免遭不测，他费尽周折，耗尽积蓄，冒险将其中的部分作品编印出版。红色小册子不仅穿越法租界传遍申城，还流传到大后方的重庆与延安。

黎明前的上海滩危如累卵，局势骤紧，谢旦如再次担忧起小皮箱里手稿的命运，反复琢磨，将它们转移到夫人钱云锦的娘家。一次碰到警方搜查，钱云锦急中生智，把珍贵文稿缝进老母亲的寿衣里，总算躲过一劫。上海解放后，谢旦如如释重负，他把纷乱扰攘中辛苦保存下来的革命史料，如数捐献给了国家。

其实，非常岁月里，为党组织殚精竭虑的金融家后代不胜枚举：出身青田乡绅世家、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章乃器，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辞掉“金饭碗”；孙氏“家族银行”中孚银行的继承人孙曜东，出生入死，长期为地下党充当“线人”输送情报；名门闺秀黄慕兰，以银行家身份为掩护活跃于隐秘战线，营救进步人士，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为信仰，为承诺，为情义，他们千金散尽，挺身而出，事迹可歌可泣。（黄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