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干菜烧肉

　　母亲是广东潮州人，会烧菜，能把豆腐和白菜帮子烧出红烧肉的色香味。只要是她做饭，我们就天天是过年。但她很少有时间做饭。全家五口全靠她一个人在一间废品加工厂做工养活。她每天天亮前出门，晚上快半夜才到家。家里做饭只能是姐姐和我，谁先到家谁做。一天两顿，很简单：半锅水，两把米，一堆剁碎的菜帮子，用到处捡来的刨花、锯屑、烂木片煮熟；下饭是母亲用定量供应的豆腐做的豆腐乳，一餐饭一小块。

　　好歹念完了初中，赣北一个农场到省城招工，说是按月发工资，我报了名。出发就在第二天。快半夜回家的母亲措手不及。第二天一早我用一只破旧的网兜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匆匆跑出家门。半年后我回家过年，母亲做工的废品加工厂不开工，我们又可以吃她做的饭了。她一夜夜熬通宵，实在熬不住就打个盹。

　　我动身返回农场的那天，母亲送我上火车。我们早早赶到公交车站，却好长时间见不到车来。到了火车站，下了公交车，抬上竹篓，母亲就飞快地跑起来。她在前，我在后，跑了几步，母亲的步子就乱了，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终于跑不起来。我不由得一个劲埋怨母亲，干吗给我这么多东西？母亲喘气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能带就多带些。就那样挣扎着进了站，发现还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天桥。那趟车的汽笛忽然响了，母亲缩成一团往天桥的台阶上爬。

　　还剩几个台阶就下天桥了，已经看得清正在吹哨子、摇动小红旗的列车员的脸了，母亲忽然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我扯起竹篓，拖到车门下边，列车员一面发脾气，一面帮我把竹篓弄上车。我冲进车厢，在第一个车窗的小桌板上俯下去，顾不得背后的叫骂和拍打，猛力掀开车窗。

　　母亲已经站起，抱着月台上的站牌柱。列车刮起的风，吹散了已经花白的稀疏的头发，失神地站在那里。

　　当天傍晚到农场，打开竹篓，居然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砂糖、猪油……其中居然有那么大的一罐梅干菜烧肉！

　　吃年夜饭的时候，姐姐偷偷告诉我，别怪母亲没有给我们烧肉，你去农场之后，母亲把定量肉票都拿去换钱了。原来那是母亲的一个藉口。

　　不幸的是，那些瓶瓶罐罐在母亲跌倒时都已摔碎。好在竹篓包得严严实实，连汤汁都没有漏出来。当夜一帮弟兄大呼小叫，挑出了玻璃碎屑，风卷残云，扫荡了个精光。给母亲去信时，我没有说那些瓶瓶罐罐的破碎，她的心痛是可以想象的。

　　再次回家过年，我才知道，一年前那次跌倒，母亲胫骨韧带撕裂，在家里只躺了三天就一瘸一拐地去那个废品加工厂上工了——她怕丢了那份工。而在这一年我收到的家信里，有关她受伤的事只字不见。她不许姐姐透半个字给我。我的心痛她也是可以想象的。

　　难怪母亲当时抱着月台的站牌柱。

　　我后来知道，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农场还在想着写作赚稿费，每次来信都叮嘱两件事：一、在外面千万不要跟人争强斗胜。吃亏是福。二、千万不要写作。自古吃文墨饭的没有几个有好下场。日子苦就苦些，平安是福。

　　第一条是大人对儿女例行的叮嘱。第二条才是母亲真正的担心。外公是码头工，母亲九岁，他就扛大包吐血死了。母亲做童工长大成人，嫁给我父亲后才慢慢识文断字，看过《三国演义》，知道杨修死得很惨。她这一辈子都为此深觉恐惧，无法理解除了生活的需要之外，对写作的痴迷就像恋爱，不是理智可以控制的。我从小听话，对父母百依百顺，只有这一条，我违背了母亲。

　　写这则短文的时候，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那是散文的范本，我的短文或许情境有一点跟它相似。不过，抱着站牌柱的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在那之后，不管是陆地、海上、天空，旅途上都会有一个母亲跌倒的月台；一个母亲抱着的站牌柱；一个抱着站牌柱的母亲满怀忧虑地为我送行。（陈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