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焦点 |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如何发力？代表委员纷纷贡献“金点子”

上海有“社区大脑”了，就在静安区的临汾路街道试点运行。运用物联网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社区大脑”尝试解决社区管理中“人力所不能及、人力所无法及、人力所没有及”的实际问题，提高社会管理的精细度，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昨天，作为“国家发改委2018年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上海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项目——大数据与城市精细化管理（静安）项目中先行上线的一项，“社区大脑”应用创新工程项目专家组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市经信委、静安区政府组织专家共同探讨、研究项目的完善、落实，推进项目的后续布局、推广等。

“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年来，上海持续用力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绣花般精神，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迈向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就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如何发力，纷纷贡献“金点子”。

精细化管理

应突出城市温度而不是技术的冰冷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全国人大代表、黄浦区委书记、区长杲云说，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前提条件。  

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首先要聚焦民生改善。以黄浦区为例，还有大量居民居住条件差，亟待改善。杲云表示，将多策并举，通过城市更新和加强管理服务，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解决城市管理中最大的民生期盼。同时将通过系统集成，实现“多领域、全要素、全周期”的城市管理。“城市管理精细化应突出城市温度，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城市和社区公共空间打造、公共配套服务等方面，都要注重贴近群众需求、提升群众满意度。”杲云代表说。而在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看来，城市精细化管理不宜过分强调“标准化”，忽视“人文化”，“表现为注重优化硬件，忽视人民的获得感；注重统一标准，忽视地域的特殊性。” 他分析指出，政府和社会对“精细化”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提高管理手段的“精细化”水平，侧重于硬件的高标准。如强调利用大数据、网格化等智能科技手段，以体现精细化的程度。但这些只是管理的途径手段，而非管理的最终目的。市民群众更加注重城市管理所赋予他们的实际感受，是否真正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温暖，并非技术的冰冷。

胡卫委员说，部分城市出台了“城市精细化的管理标准”，其本意是好的。但城市管理是一项与时俱进的过程。我国不同地区城市发展的水平差别很大，每个城市以及城市的每个辖区都有其自身独特性，不可能一个标准。

“建议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过程中，务必坚持‘管理以人为本’和‘理念文化养成’的原则，立足百姓视角，强化精细化管理的人文关怀。”胡卫委员说，要更加注重从市民角度去理解“精细化”的内涵，着力把智能科技等途径手段，有针对性地运用在市民百姓衣食住行等紧贴民生领域的地方，提高市民体验“精细化管理”的实际获得感。我们现在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建立的每一个制度，最终目的当是让“绣花一样精细”这句话在城市每个人心中落地生根，最终成为大家共同的文化认同，进而使得政府实施“精细化管理”单方面所承载的压力逐渐转化成政府与市民所共同释放的“合力”。这是比制度、技术等城市“硬件”更重要的城市“软件”，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胡卫委员还建议尊重地域特点，尽量避免统一管理标准“一刀切”；突出寓教于乐，树立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文化理念。“可用好城市社区的党建服务中心，深化楼宇、园区的“两心”组织党建、统战和群团工作平台，设计开展一系列他们喜闻乐见的讲座、活动和服务，润物细无声地将‘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和内涵‘进楼宇’‘进园区’，最终‘入耳入脑入心’”。

社会治理

“围墙内”“围墙外”都要认真下功夫

全国人大代表、普陀区委书记曹立强对社会治理有个形象的表述：要在“围墙内”和“围墙外”认真下功夫。“围墙内”指的是住宅小区。和一些中心城区一样，普陀区有大量老旧小区，但是房子老了，却仍要干净、舒适、安全。普陀区将通过旧住房综合改造、二次供水改造、小区绿化、停车位改造等举措，加强物业管理，让老小区焕发青春。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上海最早几个成功案例都在普陀区‘怒江系小区’，这是居民自治最好的成果。我们要发挥好其示范效应，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曹立强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为有条件的住宅加装电梯。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在各街镇、各居民区推进居民自治，加强协商。只要居民把意愿征询的事做好，其他的事政府都会给予支持、帮助。

在“围墙外”，则要把绿化、道路建设好，把交通出行的问题解决好。此外，普陀区今年将打造25个网格化管理服务片区中心。这个地方就像家门口的一个“公共客厅”，里面集中老年活动室、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食堂于一体，能为各个年龄段的居民提供服务。有座位，有餐位，有休息位——上午，老人可以在这里活动；中午，在老年助餐点就餐；下午，把放学的孙辈接到这里，这里有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专门有人辅导孩子写作业；晚上，再到里面的社区食堂买几个菜带回去……这样的地方，现在在全市各区都有，徐汇区叫“邻里汇”，杨浦区叫“睦邻中心”。“总之，要让市民感到社区是宜居、便利、安全的。”曹立强代表说。

图说：徐汇区居民已经自觉将干湿垃圾分类投放  本报记者周馨摄

图说：本市徐浦地区垃圾中转中控室  本报记者周馨摄 

垃圾分类

做好环节衔接不能“前分”“后混”

垃圾分类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难题，长期在社区一线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虹桥街道虹储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朱国萍发现，“现在提倡垃圾分类、源头治理，但是群众垃圾分类意识却没有跟上。”同时，垃圾分类、回收处置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更不容小觑。朱国萍说，目前小区内按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进行分类，但垃圾车来清运时，只按照干湿垃圾进行清运，“垃圾分类存在着前分类、后混乱的情况，垃圾分拣员眼睁睁地看着清运车将刚分完类的垃圾混在一起，扬长而去。”

朱国萍表示，推进垃圾分类已被作为今年上海市重要课题，就此一方面要加强市民环保技能培养，从家庭学校娃娃抓起，不断提升百姓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要在回收和运输中做好环节衔接。“不妨采用不同颜色的垃圾车对着同颜色的垃圾桶，分时段进行分类回收和运送，容易区分辨认，避免混乱。垃圾分类是条综合产业链，我们既要注重源头清理，也要注重环节建设。只有每个环节扣起来，一环扣一环，才能确保实实在在的效果。”

而在突破垃圾围城方面，崇明区探索出了一套很好的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介绍，垃圾分类减量，是成为世界级生态岛必须持有的一张名片，区里正在打造“垃圾分类崇明教科书”。自从去年6月在全区推广以来，现已实现全区全覆盖，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置体系基本建成，生活垃圾总体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3.5%。

垃圾处理就是要抓两头，一个是抓源头，一个是抓终端处置。唐海龙说：“以前我们把垃圾分成可回收、不可回收、湿垃圾、干垃圾等，几个桶摆在那里，很多老百姓看不懂。我们就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先把垃圾分成‘能烂的’和‘不能烂的’，把‘不能烂的’再分成‘能卖的’和‘不能卖的’。”

“我们在农民家里放两个垃圾桶，一个放‘能烂的’，另一个放‘不能烂的’。垃圾收集员收集后再做两次分类：‘能烂的’，直接送到终端处置处，加工成肥料；‘不能烂的’，又分成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可回收的卖钱，不能回收再利用的直接送到垃圾处理厂。这样做下来，群众普遍表示分得清了。”唐海龙说，现在，崇明湿垃圾的处置基本做到不出镇，不搞“垃圾大游行”。今年还将实现较高水平、较高标准的全覆盖。

共建共治

推进机制创新强化法律专业参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共建共治过程中应强调法律专业参与，包括专业法律机构的参与、专业法律人员的参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认为，应该增加专业法律机构参与共建的制度供给，强化专业法律人员参与共建的机制安排，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专业化创新。“我举一个商事调解组织的例子。目前商事调解机构的应运而生是基于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客观背景。如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成立以来共收案708件，正式受理482件，调解成功311件，调解成功率64.5%，涉案金额84.57亿元。但事实上，其价值已远远超出解决纠纷个案的意义，其实是专业介入经济生活、专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与突破，也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重要体现，更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水平的明显标志。”

吕红兵表示，从这一角度而言，推进律师行业设立民商事调解机构也非常重要，可以探索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设立专业与专门的调解事务所，闵行区的新闵律师事务所在这方面有工作创新，值得借鉴。上海新闵调解事务所，是依托上海新闵律师事务所成立的民办非企机构，专事社会矛盾调解工作，10多年来，调解成功30人以上的群体性矛盾300余起，涉及人员数万人，包括最近成功解决松江九亭7.98万平方米200多个违法建筑的拆除难题。

在此过程中，赋予调解协议的效力需要法院甚至立法上予以重视并规范。同时，加大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力度、大力表彰成绩优异的调解工作者，使得律师的参与更受激励并得以可持续。

特派记者 江跃中 邵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