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上海电影叙事在里不在表

　　影视版《繁花》近日终于发布了“不日花开”的预告，并宣布上海演员胡歌出演男主角阿宝，小说原著作者金宇澄以三朵玫瑰的表情符表达了自己的期待。在我看来，小说《繁花》的热闹在于盛开在民间，说得干脆一点，就是为上海的普通市民立传，也因此为市民所青睐。

图说：《繁花》海报 网络图

　　对上海的电影叙事的期待让我们对《繁花》充满期待。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上海题材的电影在大导演们一个个前赴后继的“执导”下，莫名其妙地被贴上了黑社会、大流氓、交际花之类的标签，黑帮火并，青楼喋血，“摇啊摇”一直摇个不停，好像非此即不“罗曼蒂克”，以致泛滥成灾，让人大倒胃口。殊不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岂都是如此这般，说得尖锐些，这是对上海轻率的误读，对上海浅浮的曲解。不论是写入电影史的，还是留在几代观众记忆中的，最贴切最真挚最动人的还是聚焦于市民生活与命运的叙事，譬如《一江春水向东流》，譬如《乌鸦与麻雀》，又譬如《马路天使》。　　《繁花》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至90年代，据透露，此次拍摄的剧集将围绕胡歌饰演的阿宝展开，叙述在90年代初期掀起的商海大潮中，人人都力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他成功过，也失败过，在沪上弄潮儿女中留下了一段令人咀嚼的传奇。我觉得这不仅符合电影艺术的规律，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有太多的枝节，只能集中力量突出一两个主要人物，而最为关键的是重新回归上海电影叙事的优良传统，将镜头对准阿宝这样的“小市民”。我一直以为，“小市民”和“老克勒”是上海最为基本的两个叙事层面，他们的追求和奋斗，他们的生存和变迁，可以阐释一部上海史。而上海的电影叙事传统之所以被认可，被追随，正是更多地反映了小市民的喜怒哀乐，他们在激荡时代里的浮沉起落和应有的坚守，谁说他们不是上海滩的基础脉动和主要脉流？　　我最近重温上海电影叙事优良传统的杰出代表郑君里先生的有关文论，深切感受到当时影剧界的从业人员，无论导演、编剧、演员，他们对小市民的熟悉就是对自己的熟悉，对小市民的关注和关怀就是对自己的关注和关怀，为小市民发声就是为自己发声，正因为这样的生活背景和生活底蕴，才使他们创作的电影真实、细腻、生动、出彩，能得到观众的共鸣。郑君里说，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影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出了广大人民心里想说的话，当时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社会改革，这些片子从各个角度来反映善良人民的痛苦和愿望，以抒情的故事诉说人民的美妙理想。我特别欣赏郑君里所说的，不能迎合观众，但要面向观众。不面向观众，不反映他们的真切生活，不为他们发声，就会闭门造车，就认识和理解不了上海。　　在这个意义上，说老实话，我在期待影视版《繁花》之时，也有一种深刻的“警惕”：不是说编导演全部都是上海人，就能一定保证是“正宗”上海货，如果主创人员对阿宝这样的小市民阶层缺乏足够的认知和体恤，大概也只会隔靴搔痒；不是说精挑细选找出一张石库门照片，然后依样画瓢，搭建一个同比例完美无缺的场景，穿上当年标志性服装，就一定能保证沉浸式地再现上海某个时期的都会风光；如果只在外观上用尽心思，而不真正深入主人公们的内心，发现并展现他们的内质，也不过只是徒增一点人造景观和模特秀场而已，而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搭起来的“上海滩”了；不是说像原著小说那样使用上海方言，就能一定保证“原汁原味”的，如果仅靠上海方言作为制作方所称的“前提”，说穿了还是在做表面文章，尽管我也认为上海方言的使用可增添表现魅力，但我不同意将此认作是一种必要前提，因为上海电影叙事真正可靠的前提,不在于让人物讲上海方言，而在于领会、感悟、传达上海人的品格和精神。（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