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展出元代瓷器“大家族” 揭开元代瓷器历史上的地位

图说：“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官方图

　　在今天看来，元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飞跃的时期，尤其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在元代开始趋于成熟。但据史料记载，当时蒙古贵族喜爱金银器皿而轻视瓷器，大量的景德镇瓷器只能被外销。那么，元代瓷器在当时社会究竟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今天上午，“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首次以瓷器文化史的展陈形式，通过来自国内11家博物馆的96件馆藏文物向观众展示元代“梯航毕达，海宇会同”的繁荣图景，也全方位地揭示了元代瓷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

　　元代瓷器生产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它在继承宋金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达到了全新的技术水平与艺术高度。在元代，瓷器生产首次在瓷胎中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在中国瓷器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元青花为代表的瓷器釉下彩绘艺术，开辟了陶瓷装饰的新篇章。展览中，一件霁蓝釉爵杯是霁蓝釉瓷器的代表性文物和上乘之作。霁蓝釉属于高温石灰碱釉，是将和青花相同的钴料拌入釉中施与器物表面，一次烧成。据介绍，这件霁蓝釉爵杯为后世烧制各种颜色的釉瓷器奠定了基础。

图说：天蓝釉花紫斑贴塑兽面双螭耳连座瓶 　 官方图

　　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一件天蓝釉花口紫斑贴塑兽面双螭耳连座瓶技艺之精湛、纹饰之华丽不禁让人感慨古人非凡的匠心。整个瓶子身材高大，造型繁多，瓶两侧肩颈部各有一枚兽耳曲柄，器身贴塑两枚兽耳衔环铺首装饰。瓶下部为花几式镂空底座，底座上有出棱式曲足。通体施天蓝色乳浊钧釉，口沿、肩部及底座处有紫红色釉斑，釉色艳丽，十分精致奢华，这使它一度成为代表元代瓷器烧制最高水平的作品。

　　据介绍，元代瓷器的器型和釉色，一定程度延续了两宋文人崇尚高雅素净之审美，但总体完成了由前朝士人审美主导向世俗化风格的转变，出现了更多大型器物，装饰繁密，纹样突出。而元青花的出现，正式宣告了华丽奔放的审美意趣成为主流。

　　不仅在技艺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元代瓷器还是600年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据介绍，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龙泉窑、磁州窑等全国性和地方窑口的瓷器生产十分繁荣，青花瓷一类的瓷器除了成为老百姓的家常用具外，还走上了远销海外的漫漫长路。展览专门开辟了一个单元展出一系列元代瓷器的海外 “游子”，它们身上有精美的纹饰，丰富的主题，多样的形制，受中原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元朝时期中华文化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最好物证。

图说： 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考古发掘的白地黑花鱼藻纹盆 　官方图

　　其中，一件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青花莲池杂宝纹莲瓣形盘便是元代瓷器的“混血儿”。盘面的青花使用产自伊朗进口“苏麻离青”钴料，用景德镇制瓷技术，结合双方的审美情趣烧制而成，是中外技术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在青花瓷的工艺中，中国传统青料发色普遍清淡，而在元代，一些青花瓷器引用了国外不同发色的青料使瓷器呈现出浓艳的色彩。一件国博藏的青花云龙纹罐便符合这一特征，此器形在国内外传世及出土元青花器物上均有迹可循。它的纹饰分四层，层次清晰，青花发色青翠浓艳，符合进口青料发色特征。

　　元代瓷器除了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还乘上了“大船”，登上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 展览展出了“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福建平潭大练岛沉船”“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等水下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其中，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是我国首次独立开展的大型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沉船出水文物600余件，包括碗、盘、罐、碟、盆等瓷器，绝大多数都是磁州窑产品。展出的“白地黑花鱼藻纹盆”和“黑釉盏”均是发掘出来保存较为完好的代表性文物。

图说：青花莲池杂宝纹莲瓣形盘　官方图

　　看完整个展览，不难看出元代瓷器在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和开放中的显著地位。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在展览简介中写道，“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元代瓷器不仅是中华文化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最好物证，也体现了中华文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对于我国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民晚报见习记者 潘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