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9） | 吴凡：公卫建设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当经历过疫情的人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剧情也在一次又一次上演，直到下一场疫情到来，才会记起重视公共卫生以及疾控中心的重要性。

　　★“没事”，是公共卫生工作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当“没事”成为常态，往往就会被误以为真的“没事”，认为不重视公共卫生工作也没事，于是放松警惕。

　　每一场疫情都会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非典疫情如此，新冠疫情更是如此。正当世界各国就继续推进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展开讨论时，新冠疫情的到来势必会对人类社会全球化道路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它也会影响甚至颠覆人类的行为方式、社会架构，迫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公共卫生究竟该如何管社会、治人群。

　　公共卫生也是国家安全 不能“财神跟着瘟神走”

　　埃博拉、禽流感、非典（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一次又一次与流行性传染病相遇，并一次又一次赢得胜利。但当经历过疫情的人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剧情也在一次又一次上演，直到下一场疫情到来，才会记起重视公共卫生以及疾病控制中心的重要性。

　　同样的，这次疫情过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搅乱全球化进程的新冠病毒渐渐被人类淡忘的可能性依旧很大。

　　如何才能不健忘，从“财神跟着瘟神走”的历史轮回中走出来？显然，必须要将公共卫生的理念深刻地植入到政府的治理理念之中。

　　美国很早就将公共卫生纳入国土安全的范畴，作为国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11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由时任总统布什签署的《国家流感战略》，全面提出了美国应对大流感威胁的战略和三个目标，并于次年颁布了《国家流感战略实施方案》。在2009年美国H1N1流感大流行中，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是时任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在2014年发生西非埃博拉疫情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旗下又设立了由行业专家领导的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预防部门，专门应对大流行病。

图说：2009年美国H1N1流感大流行，时任总统奥巴马打疫苗。图GJ

　　中国政府在非典疫情后也十分注重公卫建设。刚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就碰上非典疫情的温家宝2007年访问新加坡，在提及非典疫情留给中国社会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的反思时这样说，“官员只懂得GDP（国民生产总值）不行，还要懂得CDC（疾病控制中心）。”

　　在这次新冠疫情之后，越来越多国家会意识到，国家安全已经不再只有传统安全，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可能会显得更重要。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所作为。

　　今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从政府层面具体而言，就是要将公共卫生、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国家的安全格局和框架中，将疾病控制中心放在保障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高度来考虑。只有这样，政府才会在制定政策文件时将健康的理念融入其中，让“健康融入万策”成为现实。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融入”，指的是让出台的政策有利于健康，有利于防治传染病以及慢性病，而不是仅仅生硬地在法律法规中写入“健康”二字。必须由政府通过立法，用政策法规引导和规范公众的行为，培育公众的健康意识，养成健康的行为，营造重视健康的社会氛围。就如同立法禁止酒后驾车、要求行车礼让行人，使之成为每一名驾驶员的自觉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文化。

　　化解公卫自带“尴尬”属性 追求“没事”不等于真没事

　　然而，公共卫生自带“尴尬”属性。当理念进入到实施阶段，我们便需要正视和化解公共卫生的“尴尬”。

　　公共卫生的第一个“尴尬”，在于它的目标。

　　“没事”，是公共卫生工作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当“没事”成为常态，往往就会被人误以为真的“没事”，认为不重视公共卫生工作也没事，于是放松警惕。当外界认为公卫人的工作太清闲的时候，事实却是我们成天在摁灭火星沫子，防微杜渐。但也正是因为摁灭的都是火星沫子，不仅外人不知道，甚至连卫生行业相关的领导和同道也不了解。

　　需要意识到的是，公共卫生的立足点不是治疗，而是预防，避免小风险小苗子发展成大风险大灾害。面对疫情或者可能到来的疫情，临床医生的任务是去存量，就好比打捞落水者，救的是具体的个体；而公卫人（公共卫生事业从业人员）的任务是控增量，好比到上游筑坝防止更多人落水，保护的是非特定个体，是人群。因此，公卫人的贡献往往是绝大部分感性的公众所看不见的，事后也很少会赢得鲜花和掌声，但是它的重要性绝对不容置疑。

　　公共卫生的第二个“尴尬”，在于它的手段和措施。

　　公共卫生往往看起来毫无科技含量。面对疑难杂症，医生也许只用一剂看似普通的常用药就治好了病人。而面对H7N9禽流感病毒，上海的公卫人靠的是关闭活禽市场防控住疫情。在外人看来，这样的“疗法”显然不够高科技。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的“疗法”虽然没有高精尖的科技手段，但极具技术含量。

　　“嗅觉”灵敏的上海公卫人专业地在一堆“干草”中发现了“火星”，并且查清了“火星”的来源——H7N9禽流感病毒的动物宿主不是来自上海本地的禽类，而是从外省市运来的活鸡，进而靠关闭活禽市场防控H7N9禽流感疫情，摁灭了火星。探明、查清这一切需要高超的专业技术，而我们也因此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

　　公共卫生往往看起来与医学无关。19世纪的英国，约翰·斯诺博士为解决扰乱民众生活步调的霍乱疫情，开出的药方不是服药，而是保护洁净水源，改造城市水网，避免人们饮用不洁净的水。

　　2017年3月1日，上海开始实施“最严控烟令”，通过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降低人群的烟草暴露。“最严控烟令”保护的不光是不吸烟者的健康，还有吸烟者自身的健康；预防的也不光是肺癌，因为在我国高发的原发性高血压、血管病变，其实都与吸烟有关。

图说：2017年上海实施“最严控烟令”，浦东大楼亮起“无烟上海”标语。图GJ

　　公共卫生从来不单纯只是医学问题，而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行动解决人类健康的大问题，需要医疗卫生以外的其他部门配合，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管理的概念。

　　因此，不要低估公共卫生的含金量，让疾病控制中心扮演好政府决策的技术支撑机构的角色，针对需要预防的问题找准方向、找对原因、找好策略，最后交由全社会共同完成公共卫生与预防工作。

　　应对疫情关键在于意愿 不完全取决于医疗条件

　　在这场新冠疫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无论各个国家采取了如何不同的措施应对疫情，如果回归到医学本身，我们就会发现，医学界在这次疫情中出奇地统一：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的医生，都彼此互相学习、交流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的经验。因此我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医学界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公共卫生预防模板，时刻警惕着下一场疫情可能的到来。

图说：2020年3月31，上海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浦东国际机场流调，核验旅客信息，通过120转运至定点医院。市疾控中心图

　　然而，有一个现象仍然值得注意，那就是应对疫情的能力其实不完全取决于医疗条件。

　　2019年，由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核威胁倡议（NTI）和经济学人智库共同制作的一份对全球195个国家的卫生安全能力的评估报告《全球卫生安全指数》首次发布，我参与了指标体系分构建和评估工作。

　　这份评估报告依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各国公开的信息和数据，评估了预防、发现和报告、快速反应、卫生系统、遵守国际规范、风险环境等六个类别的34个指标和85个次级指标，来给各国的国家卫生安全情况以及防控能力打分。评分显示，美国、英国以高分分别位居“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行榜的第一、第二位，属于“高准备级”国家。

　　然而，在今年5月底一场围绕“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专家组的国际视频会议中，就有不少外国专家指出，在新冠疫情中，“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行榜上第一、第二名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反倒是一些排名靠后的国家表现相当不错。

　　那么，“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行榜为什么会失灵？

　　针对这个问题，我后来在这场视频会议上提出，面对疫情，政府是否有预案、是否有内部协调之类相对客观的评估指标，其实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做到；而更重要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应对疫情的意愿，是否愿意为挽救生命付出一定的社会经济代价，愿意付出多大代价。然而，这些因素没有纳入评估体系之中，也很难客观评估。每一届政府的意愿各不相同，而如果政府从主观上不愿有所作为，那么面对疫情便无能为力。另外，各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架是否健全，也直接影响疫情控制效果。

　　因此，“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行榜只是一份用客观指标进行的评估，并不意味着排名靠前的国家就一定能够很好地控制疫情。从新冠疫情防控来看，排行榜评价的维度也有待完善。

　　吃一堑，长一智。经此一“疫”，抛开东西方模式、价值观和国家体制的差异，世界各国一定会互相学习，在体制机制上有所趋同。但要避免下一场不期而至的疫情，打赢下一场“战疫”，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本报记者齐旭根据对吴凡采访整理

　　人物简介：

　　吴凡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在疾控和公共卫生领域工作近三十年，曾任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首任主任、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作为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成员、上海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指导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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