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11） | 赵悦： 疫情加速四大变量演变 全球经贸进入春秋战国

　　★过去以总部、研发、工厂、分销商和消费者等环节搭建的高效率的供应链，面对疫情暴露出了“硬币的另一面”，高效率背后有高风险。

　　★华为事件让中国企业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治理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产业链的全球重塑已经成为必然。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四个变量分析研判，其间的风险和机遇都在加速演变，一些新的特征有可能在未来走向常态化。

　　全球贸易必然长期面临 疫情与磨擦的双重打击

　　据世贸组织（WTO）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同比下降3%，初步估计第二季度下降约18.5%。考虑到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前景的预测提出了两种可能：相对乐观的是世界商品贸易量今年将下降13%，相对悲观的是将下降32%。

　　各国为应对疫情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关闭酒店、餐馆和非必要零售，服务业和制造业损失惨重，加上劳动力供应短缺，交通和旅行受限，全球价值链受到很大冲击。在欧洲，德国汉莎航空面临破产，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2.9%的旅游业或将遭受高达87亿瑞郎损失，近四分之一瑞士旅游企业面临破产。在美国，波音公司考虑裁员10%，知名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宣布永久关闭美国和加拿大的250间分店……

图说：“维多利亚的秘密”宣布关闭250间分店

　　从不利因素来看，近年逆全球化浪潮翻涌，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而疫情给国际间的正常交往带来更多不便，全球产业价值链断裂迫使逆全球化加剧，美国在退出世卫组织后有意退出WTO的一些暗示也在加深全球贸易的阴影。所以长远来看，全球贸易必然面临防疫与摩擦的双重长期打击。

　　从有利因素来看，各国为应对危机出台了大力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救市。截至4月底，英国公共债务存量1.89万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7.7%；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3月初的4万亿美元已扩张到7万亿美元。通过降低税收、增加补贴，以及疫苗研发提速，人们对疫情逐渐产生心理耐受，常态化防疫和确保经济生产正常化并重成为更大共识，尽最大所能扩大内需也在成为普遍手段。以上海“5·5购物节”为代表的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为例，内需消费的活力表现突出，形成了扩大内需、内外联动的贸易格局，这也是一些经济体更可取的政策方向。

　　面临当前复杂的贸易形势和国际关系，我们必须避免“分歧多于认同、摩擦多于合作”的局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历史性的大冲击，只有抱团取暖才是出路。我国商务部近日与新加坡、文莱等11国经贸主管部门发表部长联合声明，提出确保包括空运和海运在内的贸易线路开放畅通，避免实行出口管制或设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对必需品尤其是医疗用品施加的任何现有贸易限制措施等，以确保贸易继续畅通无阻，支持全球供应链继续运行并保持完整，这为缓解当前全球贸易复杂局势带来暖意。

　　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已见成效，国内经济也呈现复苏。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之一，中国在此轮全球贸易走出危机中，定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这种发展态势下，全球经贸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改变。以WT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面临更多改革迫切，需要更多维护非歧视、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一些新型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则会进一步改写现有全球化格局。这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新的贸易冲突和新的贸易合作都将诞生，新的全球治理格局也在孵化。

　　疫情的冲击也带来新一轮信息化的浪潮，区块链、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大数据在颠覆原有的全球贸易价值链，跨境电商也将更多代替传统贸易，基于电子信息技术的“电子世贸组织”（EWTO）必然会成为WTO现有功能的补充，推动贸易自由和便利化。

　　投资本国化分散化凸显 各国制造业竞争更激烈

　　随着近年全球贸易的摩擦增加，疫情又明显催发了跨国公司的战略布局调整。

　　疫情干扰了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运转。在美国，包括汽车、电子和化学公司在内的300多家制造商签署请愿书，请求墨西哥配合美国的生产计划。在中国，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生产的集聚区，1300多家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在疫情期间被迫停滞，其中也涉及跨国汽车公司产品。

　　过去以总部、研发、工厂、分销商和消费者等环节搭建的高效率的供应链，面对疫情暴露出了“硬币的另一面”，高效率背后有高风险。跨国公司在后疫情时代布局投资时，将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分散问题，避免生产集中在单个国家可能面临的过大风险。

　　此外，几乎在所有国家，疫情都提升了政府调控经济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无论是面对疫情的应急本能，还是出于经济增长、保障就业的考虑，一些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企业加大对本国投资。在疫情暴发后的数周里，美国国会至少提出9项独立议案，旨在遏制对外国医疗产品的依赖。德国也表示，在医疗用品方面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或者至少拥有支柱产业。“本国化”“分散化”思潮下，政府对市场投资的引导或者干预也会越来越多。

　　可以预见，疫情后各国将迎来更激烈的全球制造业竞争。近年来随着全球供应链受影响，低成本生产基地加快转移到墨西哥和越南，这两个地区在2019年占全球消费品出口的12%。相比之下，中国占据全球消费品出口的60%，这一份额目前难以找到替代方案。从现有产业集群、市场规模、应急能力、管理水平和营商环境看，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会丧失，制造业规模还会保持。但是我们也必须足够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新的贸易关系演化和疫情常态化，跨国公司对投资目的国的营商环境、开放度一定会倍加重视。如果一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越来越多，一定会影响到贸易和供应链布局；相反，如果一国坚定走开放道路，外国投资者也势必会增强投资信心。

　　目前，中国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自贸区的外资投入表现突出。2020年1到5月，中国18家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602.5亿元，占全国外商投资的17%。外资企业普遍认为，政府服务高效、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是自贸试验区最具吸引力的三项因素。我坚信，自贸区将是下一阶段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图说：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

　　技术转移壁垒问题突出 新兴产业成为核心要素

　　近年来，全球贸易壁垒问题突出，“卡脖子”已经成为技术领域出现最频繁的词汇。华为事件让中国企业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另一方面，疫情短期内导致经济停摆，但也出现了生物制药、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领域的红火。疫情在改变原有的经济秩序，催发新的技术革命，这种技术革命将会是颠覆式的。可以说，伴随疫情，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然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中国近来提出的大力推动新基建，尤其是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集成电路、精密仪器、新能源，对产业转型升级将带来极大推动。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地方政府共出台276项涉及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超过2018年的259项。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动机——长三角区域，上海刚刚召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再次发布一批世界级的应用场景。此前上海已经开放两批3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涉及医疗、教育、文旅、城市管理、司法、金融等十大领域，吸引了海外150多家企业、240个解决方案参与。浙江发布新基建三年行动计划、2022年实现全省乡镇以上5G全覆盖后，杭州又发布《做强做优城市大脑，打造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窗口”》的决定，提出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创新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已成为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疫情加速了新旧产业的历史性交替，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推动众多国家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图说：2020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

　　金融领域暴露更多风险 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监管

　　金融已经成为疫情下各国政府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输血工具，但“特供”版输血的高风险也应引起足够警惕。

　　为应对当前危机，各国均采用更多债务措施，加大短期财政和货币供给。特别是美联储释放了史无前例的流动性，投放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货币，由此导致的货币供应量扩张是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大的，这很可能导致通胀率大幅上升，股市流动性泛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拥有独特的世界铸币权，美元虽然大规模放水，但最后吃亏的不一定是美国自身。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贸易萎缩和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金融市场也暴露出更多风险。上半年，动荡的全球股市导致投资者转向高质量资产，加之普遍违约的预期，市场异动频现。全球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也是一次警示，中行“原油宝”事件的影响仍历历在目，金融领域“黑天鹅”“灰犀牛”出现的概率很高，投资者对以大宗商品和主要全球资本市场为轴心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一定要保持足够慎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在近期提示，疫情引发的全球危机或将持续更长时间，影响比此前预期的更严重。这也将加剧金融脆弱性并进一步引发金融环境收紧，可能造成全球范围内更大动荡，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对此，各国还是要以稳住本国经济基本盘为首要任务，把主要目标放在就业和实业上，保持足够的发展耐心，把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作为国际合作的长期共识，同时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升金融监管，重点防范企业的高债务风险、金融资产错配高风险、新兴市场债务高风险。其中，那些外向型经济依赖突出的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在疫情防控、经济迟缓和金融冲击的叠加因素下，能不能实现金融稳定和牢靠的国际合作，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人物简介：

　　赵悦 万里智库秘书长、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对外经贸大学开放型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曾成功筹办“2018上海全球智库论坛”“2019全球智库论坛”；主创、出版《勇攀高峰：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前瞻研究》《中国经济大讲堂》《油价大赌局》《次贷飓风的未解之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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