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丨预算监督，让法援放低门槛

孙绍波/画

姚丽萍/文

如果，司法判决，当事人不服，如何申诉？律师代理制度，可以用。

如果，请不起律师，怎么办？法律援助制度，能帮忙。

如果，法律援助本身也遇到了“囊中羞涩”，怎么办？预算监督，管用的。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听取代表对2016年市本级预算执行及2017年预算编制的意见，这是代表行使预算监督权力的一种方式。在众多民生领域，预算监督，让人们的安全感获得感更有保障——比如，让低门槛的法律援助告别“囊中羞涩”。

今年，申城开展法律援助进入第21年。申城是中国最早开展法援的城市之一。20年里，申城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6.5万件，窗口接待咨询131.4万人次，“12348”法律咨询专线接答219.9万人次，维护了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服务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公民，以及特殊案件当事人无偿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代理和刑事辩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年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呈现出的发展态势是——放低门槛，扩大援助。

《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实施5年后，2011年10月，申城实施新的法律援助标准，各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咨询和受理数明显增长。仅以黄浦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例，2012年上半年，窗口共接待咨询2057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82.2%；受理并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68件，较上年同期增长18.6%。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法律援助门槛的降低。近年来，申城持续调整法律援助相关标准，把经济困难标准由低保线的1.5倍放宽至低收入线；把劳动用工、医患和食品安全纠纷等纳入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有效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覆盖面。

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2013年1月1日起实施。依照新法，法律援助范围再次扩容：将“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也成为新增法援对象。

放低门槛，扩大援助，无疑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但，有点遗憾的是，较之法援案件的持续增长，法援经费却出现了低标准、慢增长，甚至无增长现象。

以2013年、2014年、2015年为例，申城法律援助案件分别为19745件、22275件、24426件，而业务经费却分别只有3669万元、3783万元、4079万元；其中，市级法律援助经费2015年为1000万元，2016年预算仍为1000万元。

在申城法援案件2014年增长12.8%、2015年增长9.7%的背后，是法援律师的低报酬、高要求。

2015年，一审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每件补贴为2000元左右，扣除税收后只有1700元左右。为了办案，法援律师要去法院两次左右，要接待受援人或家属多次，还要进行必要的调查、查询、撰写法律文书。如果说，任劳任怨是律师的觉悟；但若长期低报酬，却也有违公平原则，势必难以为继。

那么，如何既不断扩大法援范围，又不断提高法援质量？刘正东代表就此提出预算监督建议：依据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长比例，逐年增加法律援助经费预算，确保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

其实，与法律援助相关的预算监督，不罕见。2010年的一项代表建议调查就表明：2009年，申城居民平均年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72.8%，而低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88.3%。越是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的比例越高，家庭负担也越重。低收入户每人每月在保障基本生活开支后，节余仅为129元，显然无力支付高昂的法律服务费用。为此，代表建议将申城法援经济困难标准从当时的“低保线1.5倍”调整为低收入线上浮20%。如果照此执行，申城法援经济困难标准将不必随“低保线”变化频繁调整，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节约了行政开支。

这项代表建议得到的解决方案是：2011年下半年，申城调整法援标准，扩大法援范围；同时，申城又将原有各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提高了近50%。

今后，不间断的预算监督，不仅要让低门槛的法律援助告别“囊中羞涩”，更要不断创新法律援助机制，实现法援初衷。

看看20年来申城法律援助的发展脉络，可以预期的是：法援范围持续扩大，让困难群体打得起官司；便民利民，让每一个困难群众都能便捷地获得法律援助；提高法援质量，让受援人在每一个法律援助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