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丨听一听基层劳动者的声音

孙绍波/画

邵宁/文

如果不是和两位代表同路坐地铁回家，我不会认识卢国言。

他中等个子，其貌不扬，皮肤黝黑而粗糙，头发也不太整齐，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就是一个普通的外来打工者。他不善言辞，看到有人注意他显得颇为腼腆。旁边的另一位市人大代表吴美娟介绍说，他也是市人大代表，是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共青码头的装卸工。

经过一番沟通，我了解到卢国言是贵州黔南州人，还是水族，今年35岁，当年由州政府组织劳务输出来上海，至今已经15年了。他不仅自己干得出色，现在还管理着一个10多人的班组，还是青年突击队队长，上海一些重大工程，包括磁浮列车安装过程中的装卸、吊运，也都有他们的贡献。“要帮他们呼吁呼吁啊！他们工作很艰苦，但是待遇不太好，还是‘三无’人员，无房子、无户口、无家庭……”快人快语的吴美娟说道。

怎么会呢？不过，转念一想，人大代表在单位也是普通职工的一员，平时员工都住集体宿舍，上海越来越高的房价使他们不可能买房；户口呢？外地大学生也落不了户，更不要说农民工了；成家难？倒也不是没有对象，但一部分工资要寄回老家，在附近租间房也要两三千元，所以目前还没有考虑结婚。

“那你现在的收入是多少呢？”“四五千元吧，如果加班还会多一些。”卢国言对收入还是满意的。他说，政府和公司挺关心他们的，厂区文体设施也很齐全。只不过因为露天作业、日晒雨淋，体力付出巨大，现在愿意干这份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单位几乎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他是最年轻的。85后、90后农民工都不愿意干，因为父母都不忍心让他们做。

看来，基层劳动者生存状况还是很艰辛。另一位市人大代表、杨浦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安装工长盛爱国同样说到了这个问题。

盛爱国不是外来农民工，他家住南汇，今年47岁，从事电力安装已经30年了，是市劳模、全国劳模、市第十届党代表。他平时不仅要做供电工程，还要负责一个区域的电力抢修，前几年夏天用电高峰，他和同事一天要抢修七八十单！

电力安装工的收入还不如卢国言他们。盛爱国因为有技术等级证书和荣誉，每月收入近5000元，他的同事每月工资扣去个税和社保后只有3000多元。现在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艰苦岗位后继无人。作为施工班长，他下面也有近10名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工，而且年龄都在35岁以上，他也曾带过两个徒弟，是本市年轻人，但都没干满一年就走了。“这个工作钱少、活累，又是特殊工种，有一定危险性，所以青黄不接。等我们这批老的退休了，不知道谁来做？”

卢国言、盛爱国，都是来自基层的劳动者代表。由于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交不出一份份完整的书面意见，发言也无法和一些能言善辩的明星代表相比，也很少有记者去采访他们，因此在两会上发出的声音比较微弱。不过，如果你走近他们，发现他们同样有思想、有见解。

这些声音更值得全社会倾听。上海要打造“四个中心”，也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正在大力引进各类人才。对于这些紧缺的国际化人才，有些企业、单位给出了百万以上的年薪，有的政府部门还给予购房补贴、子女就学等许多优惠政策。然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也离不开最基层的劳动者。如果没有卢国言这样的物流装卸工，没有他和伙伴们在江边洒下的滴滴汗水，上海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又如何能够实现？如果没有盛爱国这样的电力安装工，企业、商户、上海市民怎能放心地用电？如果没有更多在一线辛勤付出的劳动者，我们城市的正常运转，市民的衣食住行、环境卫生，又如何得到保障呢？

其实，卢国言他们的期望并不高，比如他自己，因为十多年春节没回过家了，只希望能放个假，回老家陪年迈的父母一起过个年。

关爱农民工，就是关爱这座城市；关爱基层劳动者，就是关爱我们自己。他们提出问题，有关部门应当重视，他们没有大声说出来的心里话，也应当去听一听。比如，缩小劳务派遣工和合同工的待遇差距；比如，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居转户积分制如何合理设置，让优秀农民工有奔头；还有，能不能为基层劳动者提供房贴……

“你什么时候到我们码头来看看吧。”卢国言发出邀请。

我想，一定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