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丨 四大纪念馆：打通红色教育“任督二脉”

轨交三号线东宝兴路站附近一条逼仄的弄堂，周边都是6层楼的老公房。走进弄堂深处，静静地竖立着一块碑石，上书“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十几个金色大字。这些天公房外墙正在整修，纪念石被竹片围住妥妥地保护起来了。

图说：中共四大会址纪念碑石。张龙 摄

会址确认一波三折

这个四大会址的最终确认，可谓一波三折。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是一次在上海弄堂里举行的秘密“群英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道路上，四大刻下了重要的历史“坐标”：它通过了14项文件，并在中共历史上创造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

四大会址的原建筑在1932年爆发的第一次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军的炮火。中共四大到底是在哪里召开的？曾经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解放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曾组织人员数度寻找四大会址，可4年的寻访，最终只留下10多份说法各一的访谈资料。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对四大的记忆，就像它的会址一样，几乎一片空白。直到1984年，这片空白终于被填上了。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开始地名普查工作。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负责人应云龙看到了1982年的《解放军画报》刊登了中共四大会址的照片和说明，照片主体是横浜桥北岸数间民房，文字说明为：“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但是经查考，上海并不存在“横浜桥6号”这一地名。这一说法被否定了。

让寻找工作出现转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郑超麟，他曾经担任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中共四大书记员，他在“四大”会议会址的查找确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郑超麟回忆录》一书中曾回忆了“四大”的经过：“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1984年，郑超麟拄着拐杖，循着记忆，走到虹口淞沪铁路近东宝兴路。尽管记忆中坐西朝东的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早已不在，尽管铁路两旁已成为新居民小区的在建工地，但是凭着不远处一座红砖红瓦的印度锡克教堂以及近旁的淞沪铁路，老先生就此站定，举起拐杖：“就是这里。”之后，虹口区党史办又进行了大量调查考证，无论是从一大纪念馆资料室、《文史资料选辑》查到的资料，还是走访当年曾住在此地的居民获得的信息，都有力证明了郑超麟的回忆是准确的。

1987年11月，郑超麟站定之处——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被确认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由上海市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市文管委在遗址处勒石纪念。虹口区文史馆负责人告诉记者，虹口区择址四川北路1468号四川北路公园开工建设中共四大纪念馆。2012年9月7日，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开馆。

图说：纪念馆内再现了中共四大当年开会的场景。张龙 摄

红色殿堂场景再现

如今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四周绿树成荫、鲜花繁茂。公园内蜿蜒错落的绿化景观，大气开阔的下沉式广场，将繁华商业中心的世俗喧闹层层过滤，使公园深处的四大纪念馆浸染在一片宁静庄严氛围中。步入这座传统石库门元素与现代简约风格巧妙融合的赭红色建筑，如同走进一座红色殿堂。在这里，无论是权威打造的基本陈列，还是精心策划的特展临展，讲述的都是共产党人用真理和鲜血书写的光荣故事。

建筑面积为3180平方米的四大纪念馆，设有序厅、主展厅、场景再现厅、影视厅、副展厅、临展厅等，其中展厅面积1620平方米。走进中共四大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通过那一份份手稿、一件件历史遗物，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当年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

纪念馆中的场景再现厅还原了近一个世纪前的四大会议场景（见上图）：寒风呼啸的1925年1月11日午后，大会向导郑超麟陆续将出席者带入虹口淞沪铁路旁的一座石库门建筑里。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了大会。虽然是一次全国的代表大会，会场却布置得像一间普通的外国语学社——黑板、讲义、课桌、课椅，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位“外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伪装成英文补习班是防备有人闯进来作掩护的。

从11日到22日，为期12天的会议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涌动着春潮。大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新的中央局，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大会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以及对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11个决议案。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小团体，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众性政党。

探寻政党力量之源

四大纪念馆有两个主题的基本陈列。其中，主展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题，以电视短片《历史丰碑》和主题雕塑《工农联盟》开篇，讲述了中共四大召开的时代背景、主要历程、历史贡献。副展《红色足迹——中国共产党在虹口》史料陈列展，以丰富的史料和文物，展示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虹口地区的光辉历程。

四大纪念馆很“年轻”，历史任务却厚重。四大纪念馆馆长徐明告诉记者，中共四大相关史料较少、研究基础薄弱的不足，对于中共四大的历史意义和历史贡献，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入阐释，研究工作成为一块急需补齐的短板。为此，纪念馆设立了研究部，负责文物史料调查征集、中共四大课题研究、理论书刊编纂出版、研究成果转化利用等相关工作，探寻先进政党的力量之源。

图说：2015年以来，四大纪念馆共接待观众29.7万人次。张龙 摄

活动宣传精彩纷呈

如今，无论是第一次参观四大纪念馆的“小白”，还是经常参与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铁粉”，都能找到正确打开纪念馆的方式：展览与活动、馆内与馆外、线上与线下……总有一款适合你。让四大宣教工作底气满满、如此自信的“法宝”，正是“联动”。徐明这样说，“打通红色教育‘任督二脉’，我们把服务与需求联动起来，推进红色场馆的‘供给侧改革’，聚焦重点人群，分类分层，服务多元需求，着力打造菜单式、分众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品牌。”2015年以来，四大纪念馆共接待观众29.7万人次，举办各类主题活动近百场，覆盖受众近500万人次，观众反馈满意率达100%。

四大纪念馆按受众年龄层次、知识水平、实际需求的差异，因人施教，因需施教。以现场教学、专题党课的形式，结合主题活动，让党员领导干部深刻地领悟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增强党性观念；面向青少年，纪念馆创新开展了“探寻四大奇妙之旅”，讲述党史故事，传授党史知识。四大纪念馆还开展了“党史教育校园行”，把展览、故事、讲座送进校园，为不同学校“量身定做”活动方案，为青少年提供课题研究、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红色寻访等“菜单式”活动选项；面向基层党组织和市民群众，打造的是“红色定向”活动，以中共四大纪念馆为起点，将周边重要历史旧址、名人故居合理勾连，将定向寻访与趣味游戏巧妙结合，启发参与者探索城市红色文化基因，增强红色场馆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徐明告诉记者，四大纪念馆还将线下活动、社会实践与线上推广、宣传报道紧密结合，用“走心”和“共情”的方式，与受众对话交流。去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策划了“指尖上的长征”，用微信开展以长征为主题的青少年微信长图大赛。“足尖上的长征”，利用暑期组织青少年主题实践夏令营，远赴川西，通过模拟演练、趣味游戏、定向活动等，总行程近5000公里，实地感悟长征精神。

从“指尖”到“足尖”，从线上到线下，精彩纷呈的活动和宣传，使四大纪念馆收获了大量关注、点赞和转发。在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圈”互动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和表现形式不断丰富完善，当代青少年对红色文化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也不断深化升华。一位参加“重走长征路”的同学在朋友圈动情地说：“我们走过的路、跨过的桥、经受的挑战，将是我们在新长征路上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新民晚报记者 袁玮

专家点评>>

由弱到强的跨越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这样重要而又充满变数的考验：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成立未满4年、党员不到千人的中共以醒目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但另一方面，党的力量还十分孱弱，影响还相对有限。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究竟勇立潮头还是甘当配角？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明确了使命和目标；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确定了道路选择；同时，也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支部”“书记”等重要概念以及“三人以上成立一个支部”的组织原则，都始于中共四大。四大召开后短短两年左右，党员人数就迅速发展至5.8万人，增长近60倍。四大的召开，不仅有力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也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宣传性的政治小团体转变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重要跨越，也为中国共产党今天发展成为8900多万党员的大党奠定基础。

徐明（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