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之难 国之殇 上海不曾忘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在当年惨烈的大屠杀期间，不少国际友人与众多中国有识之士共同携手救助难民，揭露日军暴行，谱写了动人的人道主义乐章，其中不少还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

感谢志士：南京安全区的存在，让被困在南京的20余万难民改善了处境

1937年11月，淞沪抗战的规模逐渐扩大，侵华日军烧杀抢掠所造成的难民潮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租界。此时，一位名叫饶家驹的法国人道主义者联络各方爱心人士，努力游说斡旋交战各方，在紧挨着法租界的南市老城厢一带建立起了一片收容和保护中国难民的“饶家驹安全区”，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南市难民区”。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张连红教授介绍：“据时任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起人杭立武回忆，当时南京国际委员会还希望饶神父能‘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以后不要骚扰难民区。’”　

虽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内也不断发生屠杀、强奸、抢劫等骇人听闻的日军暴行，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在20余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无私援救下，被困在南京的20余万难民才改善了处境。

“在南京安全区设立的过程中，饶家驹不仅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南市难民区的成立模式也为南京安全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此后日本占领杭州、芜湖、广州、汉口等城市时，这些城市纷纷仿效设立难民区，饶家驹曾亲临汉口难民区指导建立。饶家驹难民区，作为战时保护平民的一个成功范例，不仅在战时中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贫民百姓，而且由于在上海的成功实践，促进了战后国际人道法特别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制订，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张连红说。

“我们在《寻找饶家驹》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也发现，1937年南京沦陷期间，约翰·拉贝建立的南京安全区就是借鉴了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模式，拉贝还主动联系饶家驹，寻求他的帮助。”上海音像资料馆编研虞伟红表示，在海外的一些资料中，也发现了拉贝以及南京难民区给饶家驹的信。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历史研究员丹尼尔·帕米尔耶里表示，饶家驹安全区是被国际认可的第一个成功建立的国际安全区，它是一个中立的，只有1平方公里大的保护区，它没有先例，保护了这个区域中人们的安全，它是一个战时成功建立的、保护平民的管辖区，饶家驹开启了一个保护区的新模式，这个模式现在仍被一些有冲突的地区所使用，如果人们想建立安全区的话，也会借鉴饶家驹安全区的经验。”虞伟红说。

伸出援手：当年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都是秘密带到上海之后，再向全世界公布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的作者刘燕军曾在《上海“南京国际救济会”钩沉》一文中提到，1938年1月下旬，中外慈善家在上海成立了“南京国际救济会”，为遭受日军涂炭的南京难民募集善款，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等组织精诚合作，指导南京的遗体掩埋、难民救济等工作，其功绩理应为南京人民所铭记。

在刘燕军看来，上海“南京国际救济会”对于南京的救援贡献很大，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统计，至1939年4月底，共收到上海“南京国际救济会”捐助的善款92436.09元，而同时期千元以上的捐款总数为505229.52元，所占比例接近20%。在交通运输特别困难的1938年年初，为将粮食运往南京，上海“南京国际救济会”亦有不少贡献。此外，上海“南京国际救济会”还与许多慈善组织精诚合作，向其拨付了不菲的款项。

上海“南京国际救济会”的功绩应该为世人所铭记。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该会还很不了解，其组织结构以及活动脉络仍然处于不清晰的状态，刘燕军也特别希望有关研究机构和个人能够有新的发现。

1938年，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将一份约翰·马吉拍摄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并公布于众。

当年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都是秘密带到上海之后，再向全世界公布，让人们了解南京大屠杀的。近年来，上海音像资料馆除了从海内外搜集到饶家驹和上海南市难民区的珍贵历史影像，采集团队还在搜集抗战珍贵影像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关于战时南京的历史影像，其画面内容丰富，拍摄者来源多样，其中还有少量彩色影像。

图说：1937年-1938年南京彩色影像。资料图片

据上海音像资料馆版权采集部主任翁海勤介绍，目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影像资料包括：1937年-1938年南京彩色影像，拍到了沦陷后城内街景和难民区，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却是目前该时期南京唯一可见的彩色影像；1937年底，在南京工作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用自己的摄影机记录了南京战况。

“2016年10月，上海音像资料馆采集团队赴美搜寻东京审判历史影像时，首次发现了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之一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影像。”翁海勤说，“另外，采集团队也搜集到日本军方1937-1938年间摄制的纪录片，其中拍到了一部分南京安全区内难民的生活，是目前极少看到的有关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珍贵影像。”

图说：日本军方1937-1938年间摄制的纪录片，其中拍到了一部分南京安全区内难民的生活。资料图片

搜集血证：一位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外籍人员，用日记详述了亲眼目睹大批日军屠杀、奸淫、活埋中国百姓的血腥事实

2015年10月10日，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这次申报成功，既是维护史实之举，也是捍卫尊严之举，更是维护和平之举。其中，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份外国人日记位列其中。

据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何品介绍，这篇史料，是当时在南京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医院外籍人员所做的英文日记（作者不详），详述了他亲眼目睹大批日军涌进城，屠杀、奸淫、活埋中国百姓的血腥事实，原件由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除了这份英文日记之外，在上海市档案馆中还有一份当年慈善组织赴南京掩埋遗体的档案，其中用了这样的描述，“所有遗体多被捆绑，其状有被枪决后用火烧者，有枪决后丢于水塘中者，亦有溺斃者，而每一尸堆处多至数千具。以上均系腐烂不堪，运埋颇不易，其状之惨，数百年来所少见矣。”而仅仅这份报告中所涉及掩埋的遗体就达到了29856具。

南京大屠杀史档案与一般的历史档案不同，它作为人类创伤性记忆的一部分，作为历史废墟的载体，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与警示性意义。2009年4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三家单位（下简称“南京的三馆”），决定联合申报中国记忆遗产，迈开了申遗的第一步。2014年，除了上面提到的南京的“三馆”外，新增加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四家档案馆，申报的队伍扩大为七馆，申报的内容也由原先的五组档案，扩大至十一组，并最终于2015年申报成功。

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显示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特别是在档案方面，不仅仅是南京一家的事情，更需要各方联手。上海作为当年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最主要窗口，更有必要出自己的一份力。

随着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许多人和事情纷纷浮出水面，由于种种原因，相关档案并不是十分完整，有些还散落在海外，这更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相关链接：将杀人狂魔正法的上海人

1922年出生的高文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高文彬随中国检察官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

期间，高文彬查出在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日本军官杀人比赛的确凿证据。当时，日本战败后，这两人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当中，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国内，隐匿于市井之间。最终两人被押解回南京接受审判，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两人被带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新民晚报记者 方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