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基因 | 中共早期“一号机密”的守护者：中央文库遗址的故事

西康路康定路的东北角，现在是联谊西康大厦。时光倒转80多年，这里是小沙渡路合兴坊，一条石库门弄堂。当时上海这样的弄堂成千上万，一派夏衍笔下“上海屋檐下”的风情。而合兴坊15号的屋檐下，却曾在1935-1936年的血雨腥风中守护着中共早期“一号机密”！

中共早期的“一号机密”，即当年的中央文库。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2万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

从1931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18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央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保存下来，堪称奇迹。在这18年里，有十余位共产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全这批档案。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珍贵文献被称为“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成为中央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图说：西康路中共中央文库旧址。（现已拆除）资料图片

受命管理文库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当年的文库旧址已不复存在，当事人也都不在人世。近日，记者查找了不少档案文献、回忆录，以及根据这段历史创作的文艺作品，以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中共中央秘书处租下一处房子，辟为阅文场所，专供中央领导阅办文电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规定个人不许再带文件回家，由阅文处统一保管。阅文处所在地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本报去年12月25日曾作报道）。

1931年初，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改为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由张唯一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共中央各机关的所在地。周恩来当即派人通知张唯一携带文件转移。4月26日深夜，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多箱文件分几次悄悄运往自己位于法租界的住所。次日特务赶到恒吉里搜查，早已人去楼空。张唯一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的避险之地。

图说：陈为人。资料图片

1931年底，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由张唯一与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单线联系。

陈为人是湖南江华人，出生于1899年。他于1920年赴苏联学习，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9年，陈为人调上海工作，1931年春被捕，关押于龙华监狱，经营救获释。1932年秋冬，出狱不久陈为人接受了保管中央文库的特殊任务。在交接任务时，张唯一郑重地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党的《文件处置办法》规定，党的文件要有一份入库，备交将来的党史委员会。

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为避人耳目，他和妻子白天假扮富商，阔气悠闲，晚上则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为了确保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为人甚至在家里搁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和妻子相互叮嘱：“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与文库俱焚！”

呕心沥血守护

1935年2月19日，上海多个党的重要机关突遭破坏，张唯一、韩慧英相继被捕。陈为人无暇考虑营救的事，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搬家，转移中央文库。党的《秘密工作条例》有规定：存放档案必须用单幢房子。经多方奔波，他终于在小沙渡路合兴坊（后来的西康路560弄15号）觅到了一幢合适的房子，但房东却开价每月30银元，十分昂贵。陈为人咬咬牙，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赁下来，费尽心智将全家连同20多箱文件搬进新址。中央文库再次脱险。

图说：西康路560弄（合兴坊）15号现址。孙中钦 摄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为防止被特务叛徒认出，他也无法外出工作谋生。可是高昂的租金要支付，三个幼小的子女要抚养，怎么办？陈为人在熟悉可信的难友李沫英和弟弟陈立人的帮助下苦撑了几个月，后来又写信给远在河北当小学教师的妻妹韩慧如，说她姐姐“病重”，请她来沪“探望”。靠韩慧如带来的300元积蓄，又维持了几个月。后来实在没有办法，陈为人只好把二楼家具、能卖的衣物都变卖一空，但仍要尽力维持底楼撑门面的摆设不变，以免邻居怀疑。

最艰难的时候，陈为人让弟弟陈立人到远离小沙渡路的菜场拣些人家扔下的剩菜叶回家充饥。冬天，山芋便宜，一家人每天只能吃上2餐山芋粥。饭做好后，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干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干明天还要接着用。

然而，生活的困苦没有动摇陈为人的坚强意志。他白天挨饿，晚上依然拼命工作。为了以防不测，便于隐蔽转移，他把一份份档案改抄缩小，又把所有的文稿一一剪去空白的四边。使20箱文稿压缩成满满6个大皮箱。他又担心档案长期压箱会受潮霉变，就一遍又一遍地翻箱检查、通风、整理。文库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翁三新所著《上海革命烈士风范》记载道，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摧垮了陈为人的身体，两次监狱生活又使他染上了严重肺病，他骨瘦如柴、咳血不停。然而，在入党的那一天他就写下誓言：“不奋斗牺牲，何以战胜黑暗社会，此后惟愿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

1935年底，韩慧英获释出狱，辗转找到陈为人。他们终于在1936年4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由于陈为人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下，极度孱弱。组织上不忍他再操劳，决定将文库交给中央特科徐强负责。

1936年6月，陈为人强撑病体，写下《开箱必读》，作为对后继守护者的最后嘱托。《开箱必读》中写道：“开箱注解：在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二件（一切文件，都是按此大纲清理的），然后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须按原有秩序放好。”1936年秋，陈为人夫妇带着一个孩子乘车把最后一箱档案完整无缺地护送到指定地点，完成了任务。回家后不久，陈为人便大口大口吐着鲜血昏倒在地……

1937年3月13日，陈为人溘然长逝，年仅38岁。

迎来解放曙光

此后，中央文库由徐强、李云、刘钊、缪谷稔、郑文道等人浴血护卫，历经数次秘密转移搬迁，始终未曾暴露。

1942年6月，陈来生奉命接替病重的缪谷稔管理中央文库。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人民之时，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盘查行人，在交通要道拉上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陈来生组织其父亲、弟弟等全家出动，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选择敌人防范漏洞，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躲过日伪宪兵、特务、巡警的盘查，终于安全地将2万余件党的重要文件、资料，由新闸路运到成都北路974号自己的家中。陈来生在此保护中央文库达7年之久，不仅躲过敌人多次来家盘查，甚至连日夜相处的同楼居民也无人察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很快，这2万余件珍贵文件终于交还给了党中央。陈为人、缪谷稔、郑文道等先辈也终于含笑九泉。

上海档案馆工作人员胡劼撰写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共早期“一号机密”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这段历史。1949年9月，陈来生将16箱文件全部送交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组织部还给陈来生一份证明信，信中写道：“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装16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三个A字级的电报。这份电报是杨尚昆起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导人批阅签发的。电报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市委组织部派人员慰问了陈来生家属。

1990年4月30日，静安区召开了“中共中央地下文库”革命史迹报告会，古稀之年的陈来生出席了大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反映这段历史的电视连续剧《一号机密》由上海市档案局与有关影视公司联合摄制完成，编剧是市档案馆研究员朱国明。《一号机密》于1997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出，还获得了第17届飞天奖。

如今，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全部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内。这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文献，从地下转为地上，从简陋的皮箱、阁楼、夹墙内跨入了现代化的库房。这数万页之多的文稿，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仿佛讲述着曾经经历的危难和艰辛。而伴随着这批珍贵档案永存世间的，是陈为人、韩慧英、陈来生等革命先辈灿烂的信仰之光。

新民晚报记者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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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的特殊地下战线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早期中共中央的长期驻守地。随着党的诞生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党的文书档案工作也随之出现。它的使命是传送、保存党的文件，使党的斗争经验能留传下来。在近20年的险恶环境中，中央文库几经辗转，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一批英雄前仆后继，在党的历史上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陈彩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