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焦点｜生前预嘱：减少无望救治的身心煎熬 让生命有尊严地“放手”

生命的尊严，在于有尊严地活，也在于有尊严地死。

一边是人口深度老龄化，一边是医疗技术手段不断发展，重症高龄患者常常会遇到一种尴尬：技术日益完善，目标日益混乱。无望的救治，究竟是为了让老人痛苦地活下去，还是让老人在弥留之际依然可以保持生命的尊严？

一种共识是：终止无意义的医疗行为，才是文明社会进步的体现；让每个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让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有意义的医疗行为之中，才是对生命尊严的真正维护和尊重。

近年来，健康中国日益深入人心，从全国人大到地方人大，如何提高生命质量，让“生前预嘱”保障“尊严死”一次次成为人大代表们的热点关注。清明前夕，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图说：生前预嘱是指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明确表达出自己在生命末期的医疗意愿和身后安排，以便帮助自己、亲人和医护摆脱“两难困境”。视觉中国

生命质量  从优生优育到“优逝”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代表建议——“倡导生前预嘱，提高生命质量”。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生命质量日益重视，在临终时保持应有尊严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张兆安说，美好生活不仅在于物质的富饶，更在于民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逝有所安”，创造更高品质的生命质量；我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倡优生优育，如今面临老龄化后的“优逝”问题，我们的人口政策不能只提优生优育，还要提到“优逝”，才能全过程保障生命质量。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2亿。复旦大学研究显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年人口将超4亿。与之相伴的是高龄患者数量也在急剧膨胀，处于生命末期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对于已进入生命末期阶段的临终患者来说，如何治疗、如何面对自然规律，是一个严峻的医疗和社会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一个有效的化解方案是：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明确表达出自己在生命末期的医疗意愿和身后安排，以便帮助自己、亲人和医护摆脱“两难困境”。倡导生前预嘱，是为给社会和个人提供一种自主愿望下缓解临终痛苦的可能选择。这既是个体的人身权利和精神需求，更可减少社会医疗资源无度浪费，减轻患者及家人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

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分别出台了《关于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管理规范及安宁疗护实践指南的解读》《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安宁疗护中心管理规范（试行）》《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等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安宁疗护专业有了国家标准规范，更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已经意识到临终尊严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到，已有社会组织和一大批医学界、学术界专家和民间志愿者以公益方式投身生前预嘱的推广。在医疗改革和民生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推广倡导生前预嘱的时机已经到来。”张兆安说。

过度治疗  浪费资源诱发纠纷

当所有的治疗措施已然穷尽，回天乏力，面对丧失意识的病人，是勉强维持生命，还是尊重自然规律？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傅舒昆，是一位麻醉科医生，行医近30年，救治无数，面对生死，她对生命的尊严，有着更深切的体验。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常常遇见，穷尽“洪荒之力”的抢救，带来的，不是生机，而是一系列痛苦。

她看见，患者临终前毫无尊严，只能“任人摆布”，身上插满了连线和管子，患者神志不清，家属痛苦不堪；这种痛苦，何其无奈，究竟是放弃，还是继续徒劳抢救？

家属很纠结，就这么让病人“过去”，感情上“过不去”；如果不让病人“过去”，维持生命却是需要代价的，尤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候，医疗资源的支出代价更高。在感情和理智的权衡中，感情还是占了上风，家属要求医院为病人插管。

插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病人依然没有意识，仅仅是在借助医疗器械呼吸。家属日益感觉负担沉重，甚至无力支付，“感情的需要”终于让位于现实的经济压力，家属向医生提出拔管要求。这时候，管子能拔吗？现有的医疗操作规范，不允许医生“说拔就拔”。医生很纠结，拔了，违反规范；不拔，病人家属付不起医疗费用。更让医生纠结的是，勉强的“过度治疗”不仅浪费医疗资源，更是对生命尊严的不尊重，也是造成医患纠纷的一大诱因。

徒劳抢救，令社会和家庭都负担沉重；尤其是面对深度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徒劳抢救，更给医保资金和医疗资源带来极大浪费。

所有这些，让傅舒昆确认——终止无意义的医疗行为，才是文明社会进步的体现；让每个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让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有意义的医疗行为之中，才是对生命尊严的真正维护和尊重。

顶层设计  保障需要制度支撑

“生前预嘱，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曾经历过巨大争议与反复修正，最终在欧美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案及使用文本。“张兆安说，在我国推广倡导生前预嘱，要有制度支撑，应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导，结合中国社会文化特色和法律现状，研究诠释适合中国文化生态的“生前预嘱”概念，并推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生前预嘱范本。

普及生前预嘱，法律支持必不可少。生前预嘱的定义、内容、实施条件、法理依据和权利义务等要素作出严格规范，有了法律规范，公众有法可依，确保生前预嘱得以实现。“目前，在生前预嘱尚未立法之时，可由国家卫健委调研拟定政策规范，确保生前预嘱具备必要的法律效力，帮助预嘱签署者和家人、医护人员减少后顾之忧及法律风险。”张兆安说。

同时，生前预嘱，还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生前预嘱，不仅是个体人身权利的主张，在医疗需求扩大、医疗资源紧张的当下，它对社会和家庭都有着正向意义。而且，一个社会是否能为公民提供“生命自主权”，也是衡量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应有配套福利制度作为保障。因此，将生前预嘱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殡葬环节享有一定的优待措施，如“安宁疗护”优先以及殡葬基本服务补贴等，使签署者和家庭得到切实的帮助——这，也是“生前预嘱”推动者们的普遍共识。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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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预嘱≠“安乐死”

生前预嘱，就是“安乐死”吗？答案是否定的。北京大学清明论坛上，陆军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刘端褀教授给出的解答，通俗易懂。

先说说，生前预嘱。生前预嘱不涉及财产继承、婚姻情感、亲朋关系、医患利害、治病花费，也不涉及安乐死。再说说，安乐死。“安乐死，目前在我们的医学界是不赞成、不提倡的。”刘端褀说。

二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预见到病人有可能在医生的“折磨”下死亡，安乐死由此产生。“但有一个基本的伦理悖论。安乐死直白说就是杀人，医生事先知道自己的措施将导致病人死亡，尽管目的很崇高，但毕竟是直接杀人——就像镇定剂进入人体，如果病人在常规剂量下治疗死亡，那不是杀人；如果超剂量注射，虽然安乐死，但实际上就是一种杀人的行为，这就违背了医生救死扶伤的根本宗旨。”刘端褀说，生前预嘱和安乐死有着本质区别。

生前预嘱，是医家尊重病人的最后选择，不做过度救治。刘端褀的一位病人，90多岁了，她明确表示不希望最后时刻被插管、被上呼吸机，结果，老人走得很安详；而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在提倡生前预嘱之前，刘端褀看到，因为亲属的坚决要求，因为陈旧的医疗观念，相当多的病人非常痛苦地离世。她希望，普及生前预嘱，最大限度保障“优逝”，在病人弥留之际，那许多不该实施的、过于技术性的冰冷抢救，还是免了吧。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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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自主权

当下，临终自主权如何行使，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前预嘱，也是移风易俗。清明前夕，北京大学清明论坛上，多位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专家学者传递出这一共识。

中国传统孝道，让我们习惯去延续亲人的生命，因为害怕面对自然规律决定的告别，但我们却忽视了亲人为此要承受的身心煎熬。为此，北京大学医学部重症医学系安友仲教授强烈呼吁——作为外科医生，是否为病人手术，要看手术能否改善病人现有的功能状态，能否让病人有好的生命质量；那么，为什么进了ICU之后，我们就不再关注病人生命质量如何？生不如死，是因为生的质量太差。医生想让病人“好活好死”，活的时候有质量、有尊严，死的时候少痛苦、有尊严——生前预嘱，正是要让人们在生命尽头感受到爱与关怀，感受到个人意愿的被尊重！

一言以蔽之，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选择，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尊重生命和敬畏生命，就须直面死亡，移风易俗，倡导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生命文化。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