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 | 中国的“速度与激情”

孙绍波/画

吴健/文

当热浪席卷大江南北之际，8月3日，从西北戈壁滩上传来更“热”的喜讯。据航天科技集团消息，代号“星空-2”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系统试验成功，近10分钟的飞行中，不仅火箭级间顺利分离，高超试飞器自主飞行，更实现飞行器按预定弹道进入落区，完美收官，对中国技术创新与国家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

高超音速是指速度超过5倍音速的飞行，当前只有极少数国家能从事速度在5至10马赫的高超飞行器研究。2010年至2013年，美国X-51验证机试飞成功两次，同时失败三次。2016年3月，俄罗斯公布测试“锆石”高超飞行器的有限消息，但具体进展三缄其口。“星空-2”试验成功，标志着这个门槛极高的“速度俱乐部”里有了中国的重要席位。

就技术而言，高超飞行器多以超燃冲压发动机为动力，在大气层边缘（或称临近空间）活动，既具备火箭（也称“弹道目标”）那样的高速，又能像普通飞机（也称“气动目标”）那样展开大过载机动，堪称现实版“速度与激情”。

澳大利亚航天专家马尔科姆·戴维斯指出，未来十年将出现的革命性高科技中，一次性或重复性高超飞行器是彻底改变空天活动模式、降低空间行动成本的“撒手锏”，“未来大国间的技术竞争，速度与信息将一道成为取胜关键，因为无论民用空间探索还是军事攻防，高超飞行器都会大大缩小对手的应变时间和措施选择，特别是在国家安全上，高超技术一旦‘武器化’，将使现有攻防武器退出历史，例如导弹防御系统，因为高超武器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可遏制’”。

与美俄纷纷将高超技术用于军事不同，中国的研究更侧重和平利用，兼顾军民两用。航天科技集团介绍，“星空-2”旨在探寻空间技术发展新途径，创新性强，挑战了多项国际前沿难题，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首个乘波体布局飞行器的“工程化”，并验证了高超测试飞行与稳定控制技术的可靠性。所谓“乘波体”，就是适宜高超音速飞行的气动外形，如果把大气层边缘看作水面，乘波体飞行时就像在水面上滑行，犹如“打水漂”一般，这无疑使飞行器更具灵活性，从事更多空天任务。

纵观全球，类似高超音速这类的国家级创新，大体有技术推动与市场拉动两个框架，前者是不考虑预期用途，是基于基础研究开发推动的发明，而后者是因特定市场需求应运而生的研发行为。在全球化浪潮下，大国竞争的焦点已不局限于确保信息主权甚至信息主导权，保证对自身乃至世界变化的精准感知能力和影响力，还在于利用速度优势，将自身力量及时投送到“利益边疆的末梢”。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一度以为赢得信息战对胜利很关键，然而高超音速技术的发轫，显示仅靠信息手段不足以确保胜利，因为那些慢速武器或平台，即便有良好的信息感知能力，也将因“缓不济急”而束手无策。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超技术与信息技术，同为关系国家安危与核心利益。

正因为高超音速的敏感性，各国都严格保密，自主创新是唯一之道。美国《防务新闻》记者阿伦·梅塔曾以《未来“基础”技术》为题，指出高超飞行器之所以难产，根本原因来自“心脏”与“皮肤”，即动力系统与飞行器外壳上。像超燃冲压发动机如何做到极致的小，又能确保燃料瞬间充分燃烧，简直是“神一样的课题”，同时飞行器材料必须忍受高速飞行时产生的空气摩擦高温。用美国洛·马公司首席技术官基奥基·杰克逊的话说，高超飞行器所涉及的是“战略技术线索领域”，“这类技术包括黑材料、定向能、信号处理和通信、传感技术等等”。

正如外界所看到的，“星空-2”使用的乘波体高超飞行器，与美俄产品存在明显不同，而这就显示出中国在技术上“走自己的道路”，在高科技竞赛中“打造永远存在的民族技术队伍”。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已有不少开花结果，从量子通信到高超飞行，真正让外国同行羡慕的是诞生这一切的“肥沃土壤”。与中国有过交流的俄罗斯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在2017年11月向该国连塔网坦言，“只有基础科学的活跃，才能带动科学技术储备的积累，进而产生对国家和社会进步有益的东西”。这位院士指出：“一个国家在基础科学上没有建树，就不得不从国外购买基础性研究成果来服务生产和应用科学。遗憾的是，外国买不到先进的东西。这只能靠自己，拿出来卖的都是没有必要的。”

在分享“星空-2”一飞冲天的胜利喜悦之际，请不要忘记那些默默无闻工作在基础研究一线的勇士们，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使中国的“速度与激情”那般傲然于世。正如一位德国哲学家所说，“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