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增产马车”还是“转产汽车”

孙绍波/画

吴健/文

近段时间，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等国货币大幅波动，引起各国关注。值得反思的是，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不少新兴经济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为什么相继发生汇率剧烈波动和经济恶化，长期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谁之过”和“怎么做”到底答案在哪儿？

过去十来年，土耳其经济形势不错，GDP排名居世界第十七，是“展望五国”之一。其间，土耳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即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转为出口导向，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但在实践路径上，土耳其偏好超前推进市场开放与经济私有化，以满足加入欧盟、进入美国市场等条件，却让远未成熟的国内新兴产业过早失去保护。不仅如此，因自身有实力的大资本不多，土耳其多数基础性经济部门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私有化，基本靠外资完成，结果经济命脉受制于人，货币及财政自主权受到侵蚀。同时，土耳其长年处于外贸逆差状态，贸易赤字乃至外债持续激增，都埋下深深的隐患。

不止是土耳其，观察这些年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经济动荡的国家，自身发展模式要负较大责任。从南非到阿根廷，再到巴西，重视经济规模增长，而非品质提升的倾向很明显。拿巴西来说，其制造业在拉美乃至世界都赫赫有名（如支线客机、卫星、造船），但总体上仍是国际产业中的“半边缘”角色，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多年来停留在低端，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都不如欧美同行，且该国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更因激进的私有化、自由开放政策影响，易受国际大资本“狙击”。

从内因上看，全球化时代，颠覆性技术更新加速，市场竞争残酷，上述新兴国家既要造出新产品，又要在全球竞争中找到市场，因错误和失败所交付的“学费”在所难免。况且，政府还得为此改变治理体系、经济社会政策乃至国家支出的优先方向，意味着经济管理者要么墨守旧产业、旧模式（例如粗放的“能源经济模式”），保持“眼前看得见”的短期利益，要么花心思去考虑造什么、如何造、花多少钱造，以及如何卖掉造出的产品。遗憾的是，不少国家选择了省心的方法，“把蛋糕做大”成了第一要务，多年前油价高涨时，一些新兴国家流行着“能源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不亚于高科技”的论调，某些媒体表示“拿油气去换高科技产品没什么问题”。已故的俄科学院院士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将其定义为“无发展式增长”，核心是依托自然禀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尽管会在一定阶段富起来，可这些要素要么会耗尽，要么会跌价，“与此同时，大量正值壮年的专业技术人员移民海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素质下降和国家科技潜力匮乏”。

俄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格奥尔基·马利涅茨基形容，若不改变“无发展式增长”的剧本，再繁荣的国家也只是昙花一现。德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这样描述增长与发展的区别，“若增产敞篷马车，那是增长；若转产敞篷汽车，那是发展”。学者研究发现，成功转型的国家要提升新水平，须保留一些关键底线，那就是动员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打牢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产业基石，同时守住货币与金融防线，确保自己掌握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能力。

这一方面，中国得到不少外国学者点赞。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斯蒂芬妮·西格尔就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驱动因素——即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应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大体转入新的常态”，而中国在基础设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和研发方面投入却逐步赶超发达国家，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今天的中国，正值壮年、并为祖国需要的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专业人才充实着那里的高校和高科技公司，中国拥有高素质工程技术团队、工人，这是转向有前途的新经济的骨干人才”。俄经济专家马拉特·谢列兹尼奥夫指出，这样的人力资源只可能出现在大型生产和科技团队里，而不是“原料经济”中。另一方面，中国有独立的金融和经济体系、有严格的监管制度，始终牢牢掌控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汇率政策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坚定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归根到底，作为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工业体系、国际贸易地位都显而易见的大国，中国冷静地抛弃了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等表面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品质，更关注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产业升级、贸易结构等等）。这恐怕是我们从多国经济动荡中汲取的最宝贵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