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述评 | 就业优先须“托底”

孙绍波/画

王蔚/文

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安排多项今年的民生改革时，将“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两次提到“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突出就业优先，是稳就业的前提和保障，同时也是为2019年改革再出发和民生再发展打造更有利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基。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9.1亿劳动年龄人口，需常年在城乡就业的人口约7.7亿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高含金量的稳就业措施。尤其是去年一年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且超额完成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目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当下国内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会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和就业带来一些影响，再加上就业领域固有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劳动者对高质量就业、自主创业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完善稳就业和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的相关保障措施。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就是为了让民众共享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让他们成为就业优先政策的充分受益者。本着这一愿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了非常科学的部署，提出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服务业、减税降费促进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等措施，使就业的弹性得以进一步增强。

就业是有弹性的。尤其是从岗位的供给侧来看，促进就业的路径有多条，且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常，就业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正规就业是指在比较正规的企事业单位，根据劳动法签订劳动合同，享有国家规定的各种劳动保障，且能够得到比较稳定工资的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是指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就业行为。毋庸回避的是，在社会快速转型期，非正规就业会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可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相对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具有机动性强、灵活多变和涉及领域宽泛等特征，就业准入门槛也很低，基本上纯粹靠市场供需来调节。例如，现在大量涌现的钟点工、居家保姆、在线服务、临时性替工等，都可划入非正规就业范畴。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34万人，将比2018年多出13万人。有统计显示，今年应届生就业景气度最好的行业，排名第一的依然是中介服务业，教育培训、外包服务、电商、餐饮行业景气度均较高，而银行、能源等行业针对应届生的就业景气度就显得较弱。换句话说，即便是大学毕业生，也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非正规或灵活就业行列。

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或许并不是社会长远的促就业目标，也不是大多数劳动者的理想选择，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其创造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从业者都是就业大军里的“正规军”。非正规就业不该成为工作没安全保障、没福利保障、没技能再培训保障的“三无工种”。因此，在就业政策供给上，适当平衡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需求，也应看作是种“民有所呼”，包括就业培训、劳防安全、福利保险、行业监管等，都应建立相应托底机制。

“有的人没活干，有的活没人干。”解决当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同样需要将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放在重要位置。“人找活”“活找人”是相辅相成的；多种就业机制的并存也是互相促进的。这些都与劳动者对高质量就业的需求并行不悖，都是稳住就业大局的应有议题。